当记性好、忘性大达到致死的剂量
——六四運動卅五周年

当记性好、忘性大达到致死的剂量，就像得了一种奇怪的健忘症：记得太多以至于什么都不记得。那些口口声声要铭记历史的人，反而是忘历史忘得最狠、最彻底的人。

那些人跟着魔一样精神错乱起来。他们身上，有半边从未活过，有半边从未死过。

他们就是这样，跟集体记忆有天然的仇恨。他们眼睛张开，看自己截肢也无动于衷。 

你记住什么，你忘记什么，这很重要。但专制国家偏偏就喜欢在这上面做手脚。你看，我们这代人还没死绝，他们已经开始动手篡改有关计划生育和三年新冠清零运动的集体记忆了。

我们的集体记忆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遭受侵蚀的。当记性好、忘性大达到致死的剂量，我们记住的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怨恨、精神错乱和胡言乱语。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应该忘记什么，应该记住什么。这很重要，这关系到这个已经误入歧途的民族会不会重新走出歧途。

当精神错乱的人开口闭口要你铭记历史的时候，那些历史反而是最应该警惕的。尤其是如果记住那些历史意味著加深对西方国家的仇恨、对弱小国家的蔑视、对大国沙文主义崇拜、对极权专制国家友好……那么这样的历史记忆就像思想中毒一样需要清算。

历史不是你有义务记住的东西。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改革曾经戳穿过苏联历史教育和盛行历史观念的虚僞刻骨。但是很不幸，苏联灭亡之后，在民主转型上迅速失败。俄国旋即重新捡起历史教科书控制大权：数年之间，俄国又从民主转型迅速倒向专制主义。有毒的历史记忆是专制国家的精神土壤。如果你认同的是这种有毒的虚假的历史记忆，那你大概率也会支持专制政权，而且是无条件支持专制政权为所欲为。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集体精神错乱。有毒的历史记忆荼毒的不仅是民族的良知，还有明辨是非曲直的判断力，但更严重的是无穷无尽的怨恨和凭空臆造的自我感动和自我滥情。这三种情况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通病，概莫能外。

认知塌陷就像山崩，并不是山涧掉落一块岩石那么简单轻巧。认知坍缩最先就是从记住不该记住的事情、忘记不该忘记的事情开始的。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同学带来私藏的DVD光碟到教室播放。其中有一段迈克·杰克逊的歌舞场景就是他拦在坦克车跟前。那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只当是反战思想和爱好和平的意思。我至今对这段场景记忆犹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却对遥远的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恨之入骨。

后来，我们中学历史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他平时讲话声音洪亮，唯独上课时间小心谨慎，就像做贼怕被抓现行一样。他的小眼睛一刻不停地打量窗外走廊。他上课时间，永远大门紧闭。另一个我们终身难忘的小细节是：他不但讲历史课很小声（可能是怕人录音录到），一旦讲到「超纲」的地方，他绝不板书给人留把柄。六四运动就是他讲给我们聼的。

现在恐怕没有这样的老师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是靠翻墙才知道有六四运动这回事情。我们不管怎么都不会忘记他小心谨慎讲课的时候，教室裡面鸦雀无声的样子。因为一点杂音都可能干扰到后排男生听不到老师讲课的地步。那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最最安静的课堂，安静得像长久的默哀。

我们应该记住的事情，反而被我们遗忘了。不仅如此，许多人反而对死难者怀有怨恨，至今沿用当时国务院定性，説这些死难者是受西方国家指使的武装暴徒。你説巧不巧，俄国和伊朗一旦发生社会运动或者重大治安事件，也沿袭同一套説辞。总之，专制政府永远不可能有错，有错的都是死难者、暴乱者和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是一种癫狂的受害妄想症。

该记住什么，该忘记什么，会是纠缠我们一生的问题。历史仇恨，不仅矇蔽人的双眼、麻痹人的神经，还扭曲人的认知、癫狂人的行为。而那些帮助专制政府为虎作伥、打压异己、迫害同胞的人，这些可怜虫，占据了什么道德制高点？他们不过是在万人坑裡，挑一个舒服位置，还不许别人哭闹喊叫的活死人。他们不但自己挖坑、自己跳，还不许别人把恐惧和求救喊叫出来。每个民族和每个时代都不缺少这种可怜虫，即使在犹太人集中营裡也有这种人。

我们也同样不能因为憎恨专制政府，被仇恨矇蔽眼睛。当在我们纪念六四运动的时候，不妨把这场纪念看成是每年考察和反省对民主政治和民权运动的学习经验。学习民主和民权运动是我们一刻不应该鬆懈的事情，因为极权国家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它在虎视眈眈的眼睛下面一刻不停地摩拳擦掌。极权国家在升级，我们对抗极权主义扩张的手段是不是也在相应升级呢？这是我们需要在今天抽出时间来反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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