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鹏日记》（李鹏日记链接：https://t.co/LeNF7wqWGS）

2010年3月，我到一位教授家里聚会，另外一位学者带来《李鹏日记》，其实很早就听说有这本日记，是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之一李鹏试图推责之作，当然它是站在中共和屠城者的立场上记录整个事件，在我看来，在很多时间点是可以反向作证中共的屠城之责。

离开教授家里时，我未经同意就把这本书带走了，在路上，我打电话告知教授我带走了这本日记，我会合理使用它，请老师谅解！教授仿佛早就猜到我会如此。

其实我看到这本日记的第一眼，就决心公开它。

6月3日，我和一名记者到传媒大学复印社，大摇大摆的印了十几本，然后装订成书籍的样子。未料这名记者朋友在南方凹凸吧率先说了此事，《南华早报》记者很快联系了他，他又告诉记者是我在主导此事。

2010年6月3日下午，在皇城根遗址公园，我和《南华早报》的记者碰面，并给了她这本书。《南华早报》在六四当天报道了这个新闻。

当时的「南方凹凸吧」云集了中外记者和公知等，相信秘密警察也一直会严密关注此群，所以消息不可避免的泄露了。6月3日傍晚，这名记者朋友被警察最先带走，很多网友电话轰炸警察局，我也做好被抓的准备。

我们在做这事之前，我就告诉他：「一旦我们被抓，你就告诉他们是我做的，我是主谋。」

稍晚时候，我接到国保电话，只是要求我不要在明天（六四）做什么事。

当晚，这本日记在网上迅速以各种格式蔓延，甚至还有专业的图书馆格式。北风 @wenyunchao  组织朋友把整本书重新打字做成WORD版本，他当时也并不知道我是始作俑者，最后在一处图片不清晰的地方，我拿出原始版本给他读出来，他才知道我参与此事。

6月3日晚，一夜未眠，当时艾晓明教授发表了《你的至爱与至痛，必须被看见——吴国锋：46张照片的故事》，一位意气风发的人大学子，在中共的屠刀下成为失去生命，巨大的刺刀伤、肩部、脑部、全身多处的枪痕都冲击着我的神经……。

6月4日清晨，我红肿着眼睛，捧上早已备好的白玫瑰，没有走楼外的大路，而是穿过一条小路，然后坐地铁到达天安门广场。

我的白玫瑰花有惊无险了过了地下通道的安检。到达中轴线时，我拿出了玫瑰。不一会儿有「照相的」凑过来问我是否照相，我拒绝了。「照相的」是便衣，在他的暗示下，很快又有其他人围过来，他们看清我拿了白玫瑰后，便向便衣示意。

七八个戴墨境的便衣冲过来，要拉我上警车，我问它们是谁，它们说是警察；我要求它们出示证件，但这些流氓把不到90斤的我扔上了警车，在他们还未收缴我的手机前，我发出推文，告诉推友我被抓了。

我被带到天安门公安分局时，手机等物品都被收缴，我面前摆放了那束花。有两个负责审讯我、另外一人负责录像。警察问我为什么拿这束白玫瑰，我说是来纪念六四死难者，审问者再次追问，我依然是这个回答。

录像的警察说：你还挺狂！还敢和我们要证件！我说这是警察法规定的，我是懂法的人，我希望警察也遵守法律，我拿花纪念何罪之有？

讯问进行三四个小时后，我依然强调我是来纪念六死难者的，这不违法。期间我上厕所都有女警跟随，不允许关上厕所的门。

在卫生间时，我隐约听到窗外似乎有喊我名字的声音，当时我不知道我的推特信息发出后，天安门分局前聚集了很多声援我的推友。

讯问期间，看到很多纪念人士被带进来，被带到其他房间讯问。

后来审讯我的警察说，有上级的人来「接你了」，他们把我送到另一房间，两名北京市的国保，其中一名自称郝铮，他是从2005年就找我喝茶的国保；

至此，我明白当局已经知道《李鹏日记》的事情了。按照以前的惯例，纪念六四死难者的人士被带到天安门分局，数小时后就会被释放。我的判断是他们知道了此事。

6月4日，他们释放了那名记者。

当时我在心里赌了一把，我认为当局不敢以这本日记的事情来做文章，因为如果它们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这本日记是真的。

国保说你人缘够好的啊，现在公安分局外的人挺多啊。它们说希望把我送到外地，我说我没违法，哪儿也不去，如果你们觉得我违法，就拿手续来。

快傍晚时，国保把手机还给我，说要把我带回家软禁。他们用什么东西遮住了我的头，把我塞到警车里，到大马路上时，才取下遮住我头的东西。

我打开手机，里面有无数的信息和留言。崔卫平教授说正从她郊外的家来接我的路上，国保说不会允许我见到任何人，我安慰崔老师，说我没事，请她先回家。

我回到家中，看守们已守在我们的楼门外，而不是家门口，这是我以死拼得的一点空间，我绝不允许脏东西杵在我的门前。

在我软禁期间，网友「天天海豚」躲过看守的警卫们，进入我的家中，给我送来好吃的。当时我能上网，在网上发起了「端午节消夏晚会」活动，以声援倪玉兰律师。

大概是6月十几号，海外出版了《李鹏日记》。一位我现在还不可以说出名字的前辈传来消息，说情况有变，中共高层级官员已召集会议，下令任何人哪怕是发出前领导人的文字，如果没有当局允许，也是泄密罪，这意味着我可能有很大的危险。

6月15日晚间11点多，国保、警察直接来敲门，我打开卫生间的水笼头，说正在洗澡；然后回到房间关闭电脑，发出「警察来了」的推文，并把《李鹏日记》原稿藏在卷起的牛仔裤中，那时，我「养牛」，一个衣柜中有很多条卷起的牛仔裤。

三名国保朱旭、郝铮等人以及警察们进入家中后，一把把我的手机打落在地上，然后开始了地毯式搜查，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王荔蕻大姐、莫之许、天天海豚来到我家，他们都认识臭名昭著的阴险国保朱旭。

数小时后，他们查抄了我的台式电脑、手提电脑、一些书、光盘等，幸运的是，尽管我有意打开衣柜，但它们应该是看到一撂卷起来的牛仔裤，应该没什么东西，所以没有搜查这里。

国保把押我到警车上，我还记得在昏黄的灯光下，王大姐追着警车，敲打着后备箱，那是一个母亲才会做的事情。

临被警察带走前，我说要关卧室空调，然后把随身的一本护照迅速扔到床下。

我把钥匙交给另一位来我家驰援的朋友，并嘱托她好好帮忙照看我的受了惊吓的猫，并收拾我的衣柜和被人踩脏的地板，包括床下。

她非常聪明，在我们离开后找到了我的护照和那本日记，并把它们放在楼层间一个养着观赏树的花盆下。

我被带到北京朝外北大街派出所，他们打印了很多页我的推文，各种询问，说我组织「端午节消夏晚会」是违法行为，要求我发声明取消，我拒绝了。而且我告诉它们，我只讲和我有关的事情，涉及别人的我也一概拒绝回答。

后来我听到国保不停的在楼道里打电话，他们说唐吉田律师在路上，某某也在路上……，估计是他们监听这些人士，我知道那么多网友又来派出所外声援我，天下着雨，想到他们，我安心且淡定。

至凌晨四点多钟，国保让我对问讯笔录签字，我用笔先圈好笔录，然后写上圈内都是我的所言。

后来我出来后，看到一众网友，包括王大姐都在雨中守候着我。但国保不允许我和他们交流，再把我塞到车中押回家中。大批网友走路赶到我家不过十几分钟，我和大家说了被问讯的事情。

天蒙蒙亮前，我送网友们出楼门，因为是端午节，只有一个警察值守。我跟着这些可爱的朋友们消失在看守的视线里，并躲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参加了傍晚的「端午节消夏晚会」。我是言出必行的人，我发起了这次活动，只有没死，我应该都要到场。

那天也没有晚会，因为倪玉兰律师被抓，变成了围堵新华门派出所活动，一百多名网名大喊放人，我、刘沙沙、王译姐进入派出所谈判，要求放人。最后人获释了，有头戴钢盔的警察不断汇集到这里，担忧网友的安全，莫之许建议大家撤退，然后我们集体离去。

这是我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在多名律师、外交官和人权机构的帮助下，我到达香港，在香港，见到了本来要出版《李鹏日记》的鲍朴，我向他表达了歉意，因为我不知道他要于当年6月16日出版。

后来我辗转多日到达德国。

我到达德国后，在最初拿到日记的教授和学者依然留在北京时，我没有提及这本日记，尽管可能对我有好处；他们离开中国后，我在CLUBHOUSE的六四房间做主持，这位学者也在，我真诚向他致歉和致谢，因为我未经他允许完成了一次使命，It is also my duty ! 他说从来没有埋怨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