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有很多地方是扭曲的，这是它总是显得跟国际社会脱节的原因之一。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声援巴勒斯坦行为像是跟国际左翼和亲巴勒斯坦团体接轨，但在中国社会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畸形在里面：
它看起来既像是声援自由和正义，又像是左翼的反帝国主义话术，放在中国极权国家环境中，又有点挑战权威的意思，但是这些情况是不完善、半开放和不允许自由讨论的舆论环境造成的认知偏差。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的认知是有缺陷的，是由国家宣传机器塑造的“回声室效应”催生出来的。
这种情况不得不让人联想，在高压之下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和权利意识，就像压在石板底下歪歪扭扭长出来的蕨草，看上去跟别的蕨草没有区别，你扳开石板看见弯曲的苍白无力的根茎长久不见天日。
从六四运动到白纸运动都可以看出来这种特点：人们唱着《国际歌》来反对共产党政府，但《国际歌》本来就是附着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产物。这是一种扛着红旗反红旗现象。
与此相比，香港社会运动家或者自己创造歌曲，或者采纳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音乐剧名段，或者采纳知名乐队的著名歌曲，没有说拿共产主义歌曲来号召民众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