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鄧小平打倒趙紫陽、進行六四屠殺是軍事政變

被中共捧為政治改革至高點的鄧小平1980年“8.18講話”，是鄧力群為他起草的，鄧力群在回憶錄《十二個春秋》裡明確說：“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其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的下臺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報告裡提出的“五大弊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也只具有行政改革的性质

此年12月鄧小平做的“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階級鬥爭雖然不再是社會上的主要矛盾，但是仍然存在，不可小看。他特別指出，國家機關要通過適當法律法令，規定罷工、罷課事先要經過調處；遊行示威要事先經過允許；指定時間、地點，禁止不同單位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串連，禁止非法組織的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鬧事嚴重的地區，必要時要實行戒嚴。來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正是1989年“4.26社論”出發點。1985年，他提出“穩定壓倒一切”。

趙紫陽與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存在巨大分野

鄧自1986年重提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他將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十三大兩個主要內容之一。但是他此時講的政治改革的內容，比1980年講的“五條弊端”範圍更窄。他首提的“黨政分開”，是解決党如何領導和善於領導的問題，關鍵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

在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鄧小平幾次向趙紫陽打招呼，說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議會政治的影響，連一點這方面的痕跡也不能有，起草小組理解為在這個問題上，連一點點小口子也不讓開。這就是說毛澤東建立的一黨專政體制一點不能碰。

而他選定來設計和操作這場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卻並沒有使這場改革局限于鄧所主張的行政改革範圍，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必須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與人對立的問題，必須解決執政黨與民眾對立問題，必須解決人民在這個制度下沒有自由的問題。他贊成鮑彤和中央政改辦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是“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党向執政黨轉變”。

十三大政治報告寫進鄧小平的決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但也寫進：

1，要增加黨和國家決策的透明度。改變長期以來的所謂“黑箱作業”，讓人民有知情權。
2，要開闢各種對話管道。重大問題一定要和各個社會集團協商對話，不是只在共產黨內作出決定，或者只是同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協商一下。
工會、青年、婦女、工商界、青年團、社會各團體，不能是黨的御用工具。它應該能夠代表它所代表的群眾，有獨立活動的空間。
3，要改變選舉制度，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至少共產黨向人大推薦提名應當多提幾位，包括主要的職務譬如委員長、政府總理，可以多提幾個人，讓大家去選。
4，充實和改善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制的問題，要使民主黨派能真正起到參政黨和共同協商、互相監督的作用。
5，要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我們憲法上都有規定，但實現不了。所以必須要有具體保障其實現的法律。譬如說，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都應該有具體的法律。
6，要有領導、有限度地開放輿論。黨和國家所控制的媒體不願發表的東西，總還有別的媒體可以發表，雖然不能說開放報禁，但輿論要適當放開。

以上6條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這6方面的內容被鮑彤比喻為“跪著革命”。六四之後，統統化為烏有。

89學運爆發，鄧小平先用“4.26”社論，後用野戰軍機槍坦克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趙紫陽不同意“426社論”的敵我定性；不同意戒嚴，更反對屠殺；他一直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道路上，解決學運，解決人民最關心的腐敗和民主問題。這不是個人恩怨，鮑彤說：“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鄧小平屠城後，用 “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行罷免了趙紫陽總書記的職務，將他軟禁致死，這不同於他拿掉華國鋒、胡耀邦的兩次政變，這是一場真正的軍事政變。

https://t.co/FWacrRfMFh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