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讨论我正巧没时间参加，但对这个议题，我不是没有想法。
在我看来，曾经的六四参与者和可以被称为“泛参与者”的大众，那些参与过纪念活动的人们，在远处参加过声援活动的人们，都是曾真情实感关心过六四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议题，曾和当年血洒长街的死难者们同样追问过“怎么办”的人。
这个问题，当年责无旁贷本应回答的中共拒绝了，不但拒绝，中共还用坦克、机枪，“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
35年过去了，当年的青葱少年已入知天命之年，当年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已埋骨异乡。
可那个问题还在。
即使中共帝国的统治将在以经济危机为首的多重危机重压下轰然崩塌，即使人们终于有了机会“重头开始”，那个问题也还在，长街血泊中的追问，不能没有回声。
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防止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需要怎样做，才能防止在一个伤害链系统崩溃后重建起的是另一个基于对特权的维护运转的社会治理体系？
答案看似简单，民主、法治。
但在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政治体制建设，谈何容易。
“怎么办？”
这个问题，共产党当年没有回答，后来也多次错过了回答的机会，时光荏苒，如今，是该轮到当年提问的人，六四的幸存者们来试着给出答案了。
虽然当年的参与者有权选择置身事外的，但我想，你们不会愿意在终于有机会参与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建设大潮时，选择做局外人。
所以，现实需要你们试着对“中华沦陷区将如何实现民主转型”这个议题，给出你们多年思考后的答案，在制度建设目标和流程方面，给出具体的回答。
你们需要在有机会成为建设者时，用建设成果来回答历史的追问，用亲手建设一个能避免特权再次凌驾于群氓之上的政治制度，来安抚昔日战友的灵魂。
而要做到这一点，提出具体的“反特权”办法，是核心。
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谁是你们的敌人？在旧帝国的特权阶层丧失地位之后，谁是最有可能成为新特权阶层的人？
其实是你们自己。
也是每个因参与政治制度建设难免要染指权力的人，是在中共国的特权传统中深受熏染，并没有在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有在成熟的民主法治制度下的工作经验的人。
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它留下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并不会就此消失。
那个债务天坑，那些中共遗留下的对民间福利需求的亏欠，会持续吞噬所有试图恢复经济运转的人投放的资源。
中共积压下的社会矛盾会在它崩溃后继续爆发，而“治乱世用重典”将成为你们面前最甜美的诱惑，诱惑你们以“事急从权”为借口，用“人治”而不是“法治”解决问题。
这是对你们最危险的时刻。
我并不怀疑你们的人品，不论中共怎样污蔑抹黑，虽然你们当然也是肉体凡胎，各有私心杂念，但要论品行和原则性，我想你们绝不输于任何在中共执政时期取得过一定政绩的官员。
但我担忧你们经不住诱惑。
不是经不住私心杂念的诱惑，是经不住“牺牲我一个能幸福多数人”的诱惑，是为解民众的燃眉之急，不循应有流程，“特事特办”匆忙决策的诱惑。
那是一片有着深厚腐败传统的土地，无数习惯了权力寻租操作的旧时代官僚和旧时代商人，要“吃掉”缺乏政治经验的你们，根本不用吐骨头。
那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对缺乏治理经验的你们来说，绝对是太大了，即使你们曾有治理一个县、一个市的政治经验，要管理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政治体系，也将举步维艰——何况你们中的多数人连一个区、一个街道都不曾管理过。
当我提出新欧洲方案的时候，我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思考过了要全面“接盘”，代替中共去做沦陷区社会治理工作的困难，仔细想过了以目前海外民运中最知名的数人的政治经验，能否担任好“新中国总统”或“新中华联邦总统”的职务。
我并不认为“能力”是最大的障碍，虽然曾有人据海外民运多年来取得的成果推测一些人“做事能力”不行。但懂用人的人能把团队的力量化为自己的力量。
但“经验”呢？“意识”呢？
独派甘为民众的备胎，但我们也有信心成为历史的正选。
因为依照自身的治理能力去预设治理范围，按可用资源的多少去规划工作目标，在提出战略设想后专心承担自己选定的政治角色，这样务实的思路，目前只有独派才有。
我希望你们也有。
我希望你们在中共崩溃之际站出来，提出你们的治国方略，提出你们对“如何建设法治”的具体办法，提出你们对如何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中共遗留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看法。
不要说什么“革命成功了我就归隐”。不要把打造民主法治制度环境的任务甩给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别人。
不要把好容易等到历史契机的沦陷区亿万民众扔给显然会试着乘时而起重建特权体系争当伤害链链主的旧帝国官僚。
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要独派的方案，不想要“新欧洲”，你想要的是什么，将由谁建设，如何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