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救星解救等死了自己
1950年土改，毛泽东给占农村人口70%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了土地，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农民对毛泽东的信赖达到狂热、迷信的程度。对于秋后的高征购，农民认为是“下面的几爷子背着毛主席干的。只要毛主席知道了，是不会饶恕他几爷子的，会来解救我们的”。

在缺粮时，农民天天等 上面发粮，等毛主席来解救。而且不时传出“要发粮了”的传言或谣言、自慰之言，以及昏眩时的幻听，给人以令人炫目的期盼。当知道政府不会发粮、想到要去挖蕨根时，已是没有力气去挖蕨根了。1959年10月底，我从中学回家要伙食钱，就提议父亲去挖蕨根。父亲说，我哪有力气去挖呀！如果早知道不可能有救星来解救，如甲子、乙丑年那样趁还有力气的时候自找出路，贵州满山遍野的蕨根，哪里又能饿死那么多人呢？

而我们的官员则讳言救灾。说救灾，就是对“大跃进”的怀疑与污蔑。毕节地委书记孟子明就说：“……生产自救，如是荒年这是个好办法，但我们不是荒年……有的是个别的有灾……”，这就从政策上堵住了自救之路。

对政府政策不加审视的信赖，是农民在政治上的愚昧与懒惰，是将生存权拱手让给了政府，这是饿死他们自己的重要原因之一。

---“贵州事件”始末
作者: 张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