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恩来同志沦为伟大领袖的忠实奴才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彻底抹煞自尊自爱。它发生在延安整风期间，恩来由此成了毫无自尊、毫无骨气的毛的走狗。跨出这一步去并不是那么难，因为自尊从来不是周的突出个性，违心糟蹋自己乃是他的拿手好戏，过去批判立三路线他就玩过一遭了，用他的话来 说就是：“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真正困难的还是第二个转折点，亦即彻底抹煞良心，在“忠于领袖”和“忠于国家人民”发生尖锐对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一个人无耻一时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无耻，从不顾忌人民利益，只顾保持主子欢心而保全自家首级，这才是最难最难的阿！哪怕对于党性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跨过这一步去其实也不那么容易。

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如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发现的那样，此前毛的实际领袖地位早已基本奠定。以周恩来善于“和稀泥”的天性，本不至于跳出来充当反对派头目。但他当时天良还未彻底丧尽，对毛、张提出的背信弃义、欺骗政府和国民的卖国主张实在忍无可忍，所以不能不出来坚决反对。

此后他虽然被毛驯服，但天良仍未彻底丧尽。“反冒进”中又发作了一次，这事张戎也忠实地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
被称为‘反冒进’。……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当周预见到主子的狂想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时，他还是有那良心顶住的。然而毛绝对不容许奴才有良心，于是便有了1958年的南宁会议。恩来于此被彻底阉割，化为中华第一美太监。张戎也记录了这事：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
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
时许，邓大姊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这段记录的所有参考文献我都核对过，唯一无法找到的是周恩来的秘书方若愚（音）的证词。但我记得在国内网站看到过类似文章，应该是可靠的。

我认为，这就是周的第二个转折点，对他的精神折磨恐怕要远远超过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要求的不过是主动打断自己的脊梁骨，彻底抛弃自尊，这对周那天生软体动物来说并不是太高的要求。而且，那并不伤害国家利益──毒死个把王明，在党史中作点手脚，无耻吹捧主子，于中华民族何损？

但现在可就不同了。周在办公室独自熬夜呆坐之时，只怕不是因为个人委屈而伤心，而是因为他洞幽烛微，看出此生面临着的巨大悲剧，那就是从此只能抹煞良心，坐视一个治国白痴把国家推进灾难中，从灾难走向灾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蹬腿。

我想，这就是周沦落为丧尽天良的奴才的质变点。

---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