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腐真是好事情吗？

中国人随口就能说出几个“贪腐”高官，但是要说出几个“清廉”高官，却很让人为难。

中国的政治生态，简单说就是：并不以追求“清廉”为政府目标，而是以“反腐”为政府目标。“清廉”与“反腐”这两种目标有本质差别，但许多人却想当然将之等同起来。

这毫不奇怪，因为不可能有“清廉”榜样。就算有，也一定是最基层官员，而不是跟常见“贪腐”高官一个级别（乃至更高级别）的官员。

如果说制度性反腐是以“清廉”为目标，中国的运动式反腐根本就不是以“清廉”为目标，而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周雪光教授说过那样，中国古代帝王常用政治运动来克服中央权威与官僚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反贪腐就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借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反贪腐。如果你不反对贪腐，那你就动机可疑。

习近平时代将反腐运动常态化，恰恰表明“为反腐败而反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保障政治日常运行的机制，进而脱离了反腐败范畴。

反贪腐常态化，不但有利于保障中央权威对官僚系统日常运作实施政治高压，还有利于掩盖制度性缺陷及其带来的相关风险：因为反腐运动塑造的是“人民公敌”，所有制度缺陷都被推卸到“人民公敌”头上，而制度本身则被宣传成始终是向善的，而且是越来越趋于完善的，就好像只要坚持不断打击腐败，国家就会越来越好。

实际上呢？一个根本不以“清廉”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因为打击腐败就变得越来越清廉。从2012年至2023年，中国的腐败感知指数（CPI）仅仅从世界排名第80上升到第76，清洗了超过500万官员就只达到这个效果。

另一方面，反贪腐运动最重要的功能，除了加强中央权威之外，还包括削弱地方官僚权威，使民众与地方政府保持紧张关系。这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树立中央权威的惯常做法，其目的是将中央权威塑造成道德权威，而地方政府就是潜在的不道德机关。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频繁调动官员异地任职、军人异地服役也是这种目的：不信任地方政府、防止地方势力盘踞坐大、割据一方。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政府就一边竭力塑造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一边竭力诱导民众与地方政府为敌。有很多调查研究都显示，中国民众普遍对地方政府怨恨和不满、对中央政府却抱有信心和期望。而民众越是对地方政府不满，就越容易寄希望于中央政府主持公道，也就越依赖于中央权威。

另一方面，中央权威也将镇压民众视为地方官员执政能力的考核标准之一：如果民众对地方政府不满，镇压有力会受到中央肯定；如果镇压不力，地方官员不但要被中央怀疑是否忠诚，还要被怀疑是否执政能力有问题。

而煽动民众痛恨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煽动民众痛恨贪官污吏，让民众误以为造成他们痛苦的全怪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即使那些官员真心体恤民众并且竭力争取和维护本地利益，不仅中央政府怀疑他们的忠诚，民众也不信任他们，反而怨恨他们。这样一来，时间一久就会出现官员行为上的主观怠惰，因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一定错。

就此而言，“清廉”官员对于维护中央权威毫无用处，反而可能导致民众信任地方官员，不信任中央，甚至拥护地方官员跟中央作对，因为地方官员是最可能体恤民间疾苦，最可能为民众做实事的。

习近平利用反贪腐运动集中权力，在“人民共和国”开了一朵恶之花，与毛泽东煽动民众以阶级斗争为借口攻击官僚系统作恶程度不相上下：都造成了极权主义。

客观上讲，今后习近平继任者同样可能以反腐败为借口进行大清洗，继续强化极权主义。这种做法不但受到中国民众支持，还更容易效仿（比毛泽东阶级斗争损失更小）。

习近平反贪腐运动看起来成功清洗了官僚系统，成功集中了权力。但是造成的破坏也更严重了：官僚系统越来越同质化，大大破坏了容错度，加剧了中国的制度性弱点，严重破坏了权力平衡。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制度大于政府，而不是政府凌驾在制度之上——这样的国家一定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