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轮功现象谈起（2000年4——9月《北京之春》首发）（1）法轮功现象的重要性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法轮功现象无疑有着相当的重要性。
今天，法轮功已经构成了对江泽民的严峻挑战──虽然它本来并没有任何挑战的性质和意图。有人甚至宣称：法轮功就是江泽民的滑铁炉。也有人说，法轮功之于江泽民，如果不是拿破仑的滑铁炉，那也是拿破仑的莫斯科：看上去长驱直入，进去后才发现难以自拔。
江泽民说：“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看来在他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前，周围就有不少明白人劝阻过他。本来也是，象所谓“公安六条”，甚至妄图在一切私人空间都禁绝法轮功，除非是在“群众专政”的时代，否则根本办不到。有些警察对来到天安门广场练功请愿的法轮功成员说：“你们要练就在家里偷偷练好了，干吗非要到这里来？”这表明具体执行部门已经从“公安六条”的立场悄悄后退，知道不可能斩草除根，只求不练到当局眼皮子底下，让他们也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偏偏就有一些大法弟子前赴后继，令当局穷于应付。或许江泽民自己也在嘀咕，是不是误入了八阵图，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人原先对法轮功不屑一顾，如今则感到有必要刮目相看。不论人们对法轮功作出何种价值评判，我以为，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它，理解它。法轮功确实是值得我们认识，值得我们理解的，不仅仅是基于政治的角度，甚至主要还不是基于政治的角度。由于法轮功现象引出的问题超出法轮功自身，所以我的题目是“从法轮功现象谈起”。
（2）法轮功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到庞大规模？
在八九后的短短几年间，法轮功从零开始，迅速发展到数千万人的庞大规模。这当然应从八九后的中国社会去寻找解释。
八九后的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早就有人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信仰体系，具有某种宗教性质。原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两种作用，它一方面以自身的名义压制下其他各种信仰及宗教，另一方面又成为信仰及宗教的某种替代品。因此，毫不奇怪，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这就为形形色色的信仰及宗教留下了空前广阔的空间。八九民运高举理性的旗帜，八九民运的挫败导致了理性精神的挫败，导致了非理性思潮的蔓延。一时间，各种“怪力乱神”充斥于市。本来，标榜战斗的无神论的当局是讨厌这些“怪力乱神”的，只是在惊魂稍定之余无暇它顾，说不定暗中还欣喜于它们将祸水东引，化解了心腹大患，“不管信神信鬼信气功信特异功能，总比信民运好”。再加上有一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风烛残年，象许多晚年的帝王，一下子都迷上了神奇的养生术，于是，各种奇功异能便登堂入室，获得官方正式认可，甚至能够通过官方渠道传布。在如此有利的社会条件下，法轮功迅速发展壮大，实不为奇。
法轮功兼有气功和宗教的双重内容。和传统宗教相比，法轮功多了一个健身去病的意义；和一般气功相比，法轮功又多了一层道德的、宗教的意义（当然，许多传统宗教在其初期也都有给人治病的内容，不过由于时间的过滤，此内容已经淡化或消失；另外，许多气功都倡导某种道德，也不乏神秘意味或宗教意味，法轮功只不过更突出更完整罢了）。国人中本来蕴藏着强大的宗教需求，不过大多数人并不自知并不自觉，所以走过宗教的大门口也侧身而过，没有进去，倒是纷纷为健身去病的气功招牌所吸引。据了解，许多法轮功成员最初都是本着健身去病的目的才迈进法轮功的大门的，入门后再深入进去，不禁为其高标的道德律令所吸引，产生共鸣，再进一步则发现，在这些道德律令背后，有着神秘的、从而也是神圣的强大支持和倚托，正好激活了或唤醒了他们心中潜伏的宗教需求，于是，他们就从单纯的练功人变成了虔诚的信仰者。
法轮功能够迅速流行，因为它满足了现今人们的很多需要。例如交往与归属的需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传统的社区和民间团体均被无情摧毁，全体民众都被强行纳入官方的大小组织，无所不包的单位所有制把大家铸成铁板一块，而后的改革无形中瓦解了这些组织和单位，使民众复沦为一盘散沙。由于当局严禁自由结社，于是，那些无结社之名而有集群之效的活动便大行其道。法轮功既有经常性的集体活动形式以至仪式，又有一套理念以至信仰，按照一位练功者的描述，法轮功学员通过练功，调剂了生活，交结了朋友，密切了邻里，增添了温情，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外，更在精神上互相支持，互相勉励。法轮功使这些在变化剧烈、物欲横流、道德失序、乱象频生的社会里感到挫折、感到失落、感到孤立无助的人有了自己的认同，有了自己的归属。我不能确定这位练功者的描述是否合乎事实，不过我认为这至少是可能的。宗教性活动的意义和功能就在这里，如果法轮功不是，也会有别的是。
（3）法轮功是否有政治性？
应该说，法轮功没有政治性，法轮功也没有介入政治，直到今天，它也没有介入政治。
法轮功只讲个人心性修炼，基本上不涉及社会，不涉及国家。法轮功没有提出任何理想国方案，连暗示都没有。法轮功对现实的批评是很笼统的，最后还是落实到个人练功上，而不是鼓励人们去改造社会。不少宗教、半宗教，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包含着某种理想社会的追求，因此可能走向现实政治，转为政治运动或走向政教合一，不过从法轮功里我们还看不出这种倾向。如此说来，把法轮功类比于太平道、白莲教、拜上帝会或基督教，大概都是不恰当的。
一种理论，一套教义，如果其内容庞杂，横看成岭侧成峰，常常让研究者不得要领，难以判定该理论、该教义的基本性质。这时，我们不妨考查一下其信徒的主要成分，看一看这套理论或教义主要吸引了哪些类型的人，或许更有助于弄清它们的性质。从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法轮功的成员，很多是中老年，其中不少是妇女，没有多少进攻性、战斗性。法轮功的请愿活动总是特别和平有序，我以为倒不是因为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而是因为成员本来就老实本份。很难想象这种人会变成太平军、义和团。
去年十月，刘吉（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据说曾是江泽民的幕僚）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采访，对民主选举大加批判，其中提到法轮功。刘吉说，中国人口多，素质不齐，任何歪理邪说都可以在中国拥有几百万拥护者，法轮功的李洪志就是一个例子。刘吉有句话没肯讲出来，不过倒有一些别的朋友说出这层忧虑。他们说，中国要实行民主选举，那不是会把李洪志这种人送上台吗？我们反对共产党，可是也别弄出个霍梅尼。
李洪志拥有数量庞大的信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开放民主选举李洪志就能稳操胜券，因为威望这东西是专用票而非通用票。球星乔丹的崇拜者肯定比克林顿还多，但乔丹若出马竞选总统，他的崇拜者却未必会投他的票。当年拳王阿里曾经表示过要竞选总统，但后来并未付诸实行，想来是知难而退。其间道理很简单，民众崇拜某人，甚至视为超人、视为活神仙，其实总是限定在某一特殊的领域。一旦离开这一领域，民众就不会再追随崇拜。一个信法轮功的工程师，在工程上遇到难题，他会去和同行商量，会去求教本专业的专家，没听说去找李洪志讨答案的。只要你和法轮功成员略有接触，你就会发现，除了在直接涉及其信仰的那些问题上，你会觉得他们言行古怪，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和别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如前所说，法轮功教义本来就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现代民主制下，法轮功并不会变成什么政治力量。有些宗教，如伊斯兰教，本身含有若干政治因素，所以有可能成为政治力量，所以会出现霍梅尼。对伊斯兰教一类宗教实行政教分离不是自然而然，轻而易举（但并不是不可能不应该）。法轮功还要单纯得多。
（4）法轮功是否介入了政治？
法轮功本身并不具有政治性。只是中共当局又犯了泛政治化的老毛病。过去，穿高跟鞋、涂口红、唱邓丽君歌曲之类，都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政治”而严加禁止。现在总算知道不必禁止了，可见它们本来不属政治。
中共镇压法轮功，法轮功继续坚持，不断请愿。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介入政治了呢？不是，依然不是。这里的问题，还不是一般人常讲的“你不过问政治，政治要来过问你，所以你也不能不过问政治”。因为法轮功目前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抵制政治的越界行为，让政治回到政治自己的领地里去，法轮功自己并没有越出自己原先给自己规定的边界，也就是说，法轮功自己并没有越界到政治的领地来，所以它依然没有介入政治。你向别人挤去，别人如果不肯躲开，别人如果屹立不动，你当然就会感受到一个不愉快的反作用力，难道你因此就能说别人也在挤你吗？众所周知，共产党一贯制造逻辑混乱以便整人害人。你本来不反党，党偏说你反党，你不接受党的指控，于是党就说：你反对党对你反党的指控，你这不是已经反党了吗？逻辑学上，有所谓“内在否定”与“外在否定”之分，讲的就是“反对党对你反党的指控这一行为本身并不等于反对党”这层道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JonElster《PoliticalPsychology》，兹不详述。
法轮功不仅没有介入政治，它甚至也没有介入人权活动（人权和政治有区别，人权不属于政治，个中道理，我在别处讲过，恕不重复）。作为一个群体（不是指个别人），法轮功没有参加过争取人权保护人权的活动。在法轮功遭到当局迫害后，人权团体、民运团体莫不予以声援，但是，法轮功并没有回过头来对同样遭到迫害的人权和民运人士予以声援。压制法轮功自然属于压制人权，但维护法轮功──如果仅仅是维护法轮功而不管其他的话──并不等于维护人权。因为人权是个普遍性的概念，好比说，杀牛是杀动物，但主张保护牛未必就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我当然希望法轮功成员能够把维护法轮功提升到维护普遍人权的高度，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法轮功成员达到这一高度，不过迄今为止，作为一个群体（不是指个别人），法轮功还并没有介入人权活动。如果当局指责法轮功与人权团体民运团体“合流”，那显然还不是事实。
（5）法轮功有没有组织？
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江泽民把法轮功的“危害性”与波兰的团结工会相提并论。这就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所谓“伪科学”、迷信、“邪教”的指控其实都无关紧要，江泽民之所以要镇压法轮功，只因为法轮功形成了一股在共产党之外的有组织的力量。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法轮功究竟有没有组织？
看来，法轮功并没有组织。
若说有组织，试问，法轮功组织的章程在哪里？组织成员名单在哪里？加入组织的手续是什么？其成员在组织内部有什么权利、什么义务？组织对违规的成员有什么制裁措施？法轮功组织的结构是什么？最高领导机构叫什么名字？领导成员如何产生、如何分工？基层组织的情况又是如何？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是由选举产生还是由上面任命？各级组织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快一年了，抓的人成千上万，其中难免有人会在压力下“坦白交代”，更何况共产党还会安插特务打入内部，要是真有组织这么回事，早该查清楚了，早就公诸于众了。现在还说不出个名堂，只能证明是“莫须有”。
根据《李洪志评传》，当初，法轮功曾经打算向中国民政部申请注册成“民间团体”，但根据官方要求，必须提供组织章程、负责人、经费来源和成员花名册等，这些要求与李洪志设想相悖，所以未能成事。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底，李洪志在给“北京老学员”的信中，再一次强调：“如果能够独立注册最好，由北京统一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登记或申报。如果不能够独立注册，那就还象原来一样，群众自发地学法、练功，没有组织，自愿参加晨练，保持其特点和纯洁。”这样，法轮功就一直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所有“炼功点”、“辅导站”都不能存钱存物，没有弟子花名册，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所有修炼者来去自由，没有入会形式，更没有组织章程之类文件（《李洪志评传》第141-142页）。现在看来，上述有关法轮功没有组织的说法应该是合乎事实的。
不少人之所以相信法轮功有组织，而且有严密的组织，无非是根据法轮功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有烟必有火”，故而推论出法轮功一定具有严密的、多半还是秘密的组织机构或组织形态。
其实，这种推论不一定可靠。在共产国家中发生过许多次大规模的集体抗争行动，其中大部分都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可见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不一定非要有成形的组织不可。
讲到法轮功，法轮功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集体行动莫过于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南海大请愿。通常以为，象这样有上万人参加的、秩序井然的集体行动，没有一个严密组织的精心运作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追溯这次行动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完全可能在无组织的情况下发生。众所周知，4.25中南海事件是4.19-4.24天津事件的继续与发展。在天津事件中，法轮功请愿的人数就如同滚雪球一样从最初的五十几个人迅速地增长到上万人（至少也是数千人）；而天津地方当局的反应，既不能让对方满意，又不能让对方恐惧，正好起到刺激和强化对方抗争欲望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法轮功成员就凭着原有的自发形成的关系网络，采用口口相传，再加上电话手机等现代化传播工具，从而动员起上万人直赴中南海，也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6）法轮功有秘密组织吗？
4．25中南海大请愿一事最令人惊异的是，中共当局事前居然毫不知情。这一点也是人们相信法轮功有一个秘密组织的主要依据。不过据我所知，情况并非如此。友人Y君亲口告诉我，在事件发生的两天前，他正好住在北京一位朋友家中，听朋友讲起法轮功要向国务院请愿。他这位朋友并非大法学员，也不是在什么机要部门工作，可见法轮功的行动并没有什么绝顶保密的问题。
至于说当局何以事前不知情，有人说是主事者知情不报，故意“引蛇出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有关公安人员或安全人员掉以轻心，虽然事先听到风声，但没估计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故而也没有预先报警。大家知道，这些年来，国内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向政府部门请愿一类的事情经常发生，由于这类请愿活动基本上都不具政治色彩，规模也有限，当局见惯不经，一般都没有格外防范。
其实，单从情理上讲，法轮功就不大可能去搞什么秘密组织。一般来说，只有那些自觉其活动为当政所不容者才会建立秘密组织，如地下党、黑社会。法轮功长期享有合法地位，一度获得官方注册认可，虽说后来被撤销了注册，但其活动仍被官方所容许。法轮功讲究公开练功，练功者从不认为他们的活动有什么要向政府或社会隐瞒和保密的。既然如此，他们干什么还要搞秘密组织呢？
至于说在中共明令取缔法轮功之后，法轮功的某些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一些成员或许会暗中建立和发展某种对当局保密的联系方式。另外，由于中共镇压法轮功，引起世界舆论关注，为了和媒体打交道，比如海外的法轮功也设立了自己的发言人。这就是说，恰恰是在法轮功被当局取缔之后，反而推动了法轮功向某种组织化发展的趋势。不过可能也仅此而已。从目前的情况看，法轮功仍然算不上已经有了成形的、制度化的组织。
（7）法轮功为什么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
法轮功没有组织形式却有组织功能，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而且比许多有组织的还能量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成立组织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具有某种相同理念、相同利益或相同要求的人们走到一起来。这些人本来分散在茫茫人海之中，需要有一种方式使他们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聚集在一起。法轮功宣称，只有公开练功，集体练功，才能达到练功的最佳效果，所以愿意练功的人就通过公开的集体的练功活动而聚集在一起，自然地实现了某种组织化的目的。中国的烟民起码上亿，但由于抽烟不要求“公开性、集体性”，所以烟民们始终不会自发地形成一种组织形态。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为什么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时指出，小农的利益“相同而不共同”。法轮功由于坚持练功的公开性和集体性，正好把“相同”变成了“共同”，所以很容易地就达到了组织化的效果，虽然它没有组织的形式。
有组织就要有组织生活，也就是说，要有一些经常性的集体聚会和集体活动。如果你建立了完整的组织形式，章程规则一应俱全，但是却缺少经常性的组织生活，你的组织就会松松垮垮，就会散掉，徒留虚名而丧失集体行动的能力。法轮功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基督徒七天作一次礼拜，共产党、共青团现在大概一个月也过不上一次组织生活（况且其成员早就貌合神离，越来越变成走过场），而法轮功成员却几乎天天在一起练功，这等等天天过组织生活。法轮功成员通过这种经常性的集体练功活动，彼此由生疏到熟稔，从交流练功心得到闲聊家常，议论世道人情，平日嘘寒问暖，有事互相帮忙，不但加强了练功的信念，而且增进了相互信任，增进了同修情义和集体观念。这样，一旦有什么事需要集体行动，信息可以传播得很快，很多人都会认真参与，没有组织却胜过有组织。
其他类型的组织，例如海外的民运组织，照说其成员的素质不低，组织形式有模有样，规章制度精益求精，但就是苦于缺少经常性的组织活动。一年下来，你又能举行几次代表大会、支部会议、讲演会、讨论会和示威活动呢？于是有人建议多搞一些别的活动，如郊游、卡拉OK、春节联欢会等等，以便联络感情，加强集体认同。可是这些活动一年也办不了几次。毕竟，民运人士走到一起来，是因为大家在民运上志同道合，在其他方面则各有所好，各有各的朋友圈子，球迷有球友，歌迷有歌友，和民运圈子并不重合甚至很少交叉。再加上大家身处异国，分布稀疏，谋生不易，生活中缺少共同兴奋点。所以，尽管许多人当初满怀热心地加入民运组织，加入后却发现没什么组织活动可以积极参与，于是那份热情就难以持续，对组织的认同就难以巩固，组织本身则逐渐虚化，整个组织功能也就随之萎缩了。
奥尔森（MancurOlson，Jr）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里指出，集体行动的最大困难在于所谓“搭便车现象”。赞成民主理念的人很多，可是愿意挺身而出参与民运的人就比较少，因为参与民运要付代价，冒风险。在自由世界参与集体行动，例如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而举行集会、示威、罢工，由于基本人权受到保障，一般谈不上有多少风险，但至少也要付出诸如时间、精力等代价。集体行动的目的是实现集体利益或共同理想，民运的目的是实现自由民主，民运一旦获胜，人人都可以享受自由民主，胜利果实人人有份，不管你先前是否为胜利做过贡献。这样，许多人出于个人利害的算计，不肯吃亏，只想多占便宜，就宁可对民运袖手旁观，等着坐享其成。这就叫搭便车。如何克服这种搭便车问题，实在是解决集体行动的最大难题。
如上所说，一般集体行动的困难在于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手段主要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没有目的性。工人罢工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不是为了罢工而罢工，参加罢工活动本身对工人没什么利益。为了克服搭便车现象，奥尔森建议提供副产品刺激，也就是说，找出一种办法，使得参加集体行动本身就对参加者有利。法轮功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按照法轮功，手段与目的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手段本身就有目的性，本身就是目的。按照法轮功，练功是个人自己的事，谁练了谁健身得道，谁不练谁健不了身得不了道。坚持公开练功，本身就是对练功者自己十分有利的事情。如果你慑于当局禁令停止练功，吃亏受损的是你自己。如果你不敢公开地练，只敢偷偷地练，你的功就长得很慢。你当然可以搭便车，现在不参加集体抗争行动，等别人抗争胜利了你坐享其成，只不过到那时，你已经把许多功力、许多大好时光给荒废了。不错，在当局明令禁止的严峻形势下，你仍然坚持公开练功是会吃苦头的，这就要求你格外要有“忍”的功夫。问题在于，对法轮功来说，“忍”不只是一条道德律令，更是一条练功的律令。你越是为练功而忍受苦难，那么，失就是得，你的功力就越是突飞猛进，你就越是能够修成正果。
（8）关于“忍”
这就涉及到法轮功的“忍”字了。陈奎德指出：法轮功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很突出的与其他教派不同的就是那个忍字”。固然，忍字在中国文化中也是源远流长的，“但它专门作为一个中心教义提出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恐怕是很起作用的，满足了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需求”。龚小夏对“忍”字作了很精辟的说明。她说：“在法轮功的教义里，能‘忍’的一方才有‘真、善’的资格”，“对于小人物的平民百姓来说，一个‘忍’字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忍，不再是忍气吞声的卑微，而成了居高临下的宽容。被动的忍变成了主动的忍，忍字令弱者在精神上成为强者”。
我想对“忍”字再做一些补充。这里有很多问题。乍一看去，法轮功的“忍”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很有些类似，那么，两者有没有区别？忍本身是不是一种德性？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产生于怨恨，怨恨和忍有共同之处。尼采批评基督教道德是弱者的道德，是奴隶道德。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克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反驳尼采：既然基督教道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见弱者其实不弱。那么弱者的力量从何而来？所谓信仰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宗教信徒常常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定和勇气？在科学昌明、理性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宗教？这次中共镇压法轮功，最后可能导致什么后果？以及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我将在下篇论及。
（9）法轮功为什么能强化忍的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包括共产党文化──中俯拾皆是，国人耳熟能详，用不着李洪志再来发明创造。可是，许多法轮功学员确实表现出比常人更强的忍的精神，并坚称是法轮功、是李老师教会了他们“忍”。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加入法轮功的人，大多数原来就老实本分，能忍善忍。唯其如此，他们才最容易被法轮功所吸引；一旦加入之后，又强化了他们固有的气质倾向。就象加入桥牌俱乐部的人，牌瘾比别人大，牌技比别人高，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其次是练功行为的陶冶作用。实践忍字，可从培养一种平和的心境入手。而培养平和的心境，又可从练习一套身体的动作入手。我们知道，在人的身与心之间，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讲到过制怒的办法。他说，人一发怒，心理反应会引起身体反应，你的眉毛紧锁，双肩耸起，心跳加速，肌肉紧张；如果你想化解怒气，那不妨反过来，有意识地舒展双眉，放下双肩，深呼吸几次，让肌肉放松。试试看，你不是发现你的怒气比原先小了、弱了吗？这就是身体反应引起心理反应。中国气功（软气功，包括法轮功）的动作舒缓从容，它还要求练功者放下杂念，因此，练法轮功能使人心气平和（当然，不是所有的身体动作都能使人心气平和，譬如拳击就不会）。心气平和了，忍也就比较容易了。
再有，法轮功成员不仅练习一套身体动作，而且还习诵大法，修练心性，有自己的一套省思和修养方式。其形式和基督教的祷告、礼拜，和儒家的修身养性，“每日三省吾身”──你也许还会联想到文革中的天天读、斗私批修──都有些相似。在紧张繁忙的红尘俗世中，人们若是肯自觉地挤出一定时间专门在修好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在如何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上下功夫，比起那些一头扎进万丈红尘中，有时间就打麻将唱卡拉OK，从不凝神静思，从不反观自己灵魂的人，无疑会变得胸襟开阔些，对现实生活中的利害得失表现得超脱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写到：“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这里倾听他们似乎很少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美国人就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的。”假如说托克维尔对“宗教信仰是怎样时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法轮功是不是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呢？
第四，道德主要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问题，实践道德主要靠意志的作用而不是靠理性的作用。所谓靠意志，就是下决心。一般人常常感到自己的决心不够，于是就需要从外部引进权威。对于发布道德律令而言，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谁在说。同样一句话，老师讲就比同学灵，长辈讲就比同辈和晚辈灵。摩西十诫若非出自摩西之手，冠以耶和华之名，对希伯来芸芸众生就没有那么大的效力。很多人读李洪志的书，最不能接受的是作者自比神灵，唯我独尊的架势，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对于那些渴求权威指引、鼓励和管束的人，是不是正因为《转法轮》这种自比神灵、唯我独尊的架势，反而才更有力地影响他们的意志，从而影响他们的道德行为呢？
（10）法轮功的宗教性作用
第五，在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的时代，一班老实人、本份人，在生活中吃亏受气倒还在其次，更令人心气不平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的老实本份非但没有受到周遭舆论的称赞，反而被视为愚蠢、呆气、傻冒，反而被嘲笑、被孤立。因此，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需要彼此抱团，互相肯定，互相鼓励。正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得不到鼓励，因此他们比别人更需要从幻想中得到支持，也就是说，他们更需要神话，更需要宗教。法轮功使这种人结合成一个团体，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神话，于是他们就不再感觉孤单弱小，低人一等，相反，他们会感到自己在精神上达到更高的境界，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强大的靠山即精神资源。这样，他们就更有决心、更有勇气去坚持他们的道德理想。具体讲到忍字，忍字的含义很多，一般人主张忍的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成语告诉我们，忍者并不是为了忍而忍，忍者之所以能忍愿忍，是因为他们有着别样的追求，更大的追求。常识也告诉我们，要想生活得幸福，就必须节制自己的激情和欲望，把它们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要想获得持久的、更大的幸福，就必须放弃或牺牲许多暂时的享乐。宗教劝人向善也是用的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它把目标向后推移，把人们做牺牲的报偿放在来世，而不是放在现世。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人肯忍让，肯吃亏，他通常都能够赢得众人的赞扬和好感，到头来自己往往也并不吃亏。所谓“本份本份，总有一份”，就是说的这层道理。因此在正常的社会里，一班老实人本份人并不难坚持老实本份，更何况当老实人本份人还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可是碰到社会不公、世风日下的时代，当老实人本份人就很困难了。他们发现，那些不老实不忠厚的人不但活得更滋润，而且还被众人所羡慕称赞，自己一辈子老实本份，结果一辈子困窘，连应得的一份都得不到，连已有的一点都在失去，还要被别人嘲笑讥讽。由于他们在现实中得不到回报，连精神上的回报也得不到，所以他们就会灰心，就会动摇，就很难再坚持忍下去，许多人甚至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个人信仰宗教，他就可以对现实中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太计较，因为他相信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得到足够的回报。法轮功与此类似。李洪志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这两句话和那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后一句话把吃苦的报偿放在现世俗世，前两句话却是把吃苦的报偿放在来世出世，放在常人肉眼难以观察得到的一种境界。法轮功成员相信，唯有吃苦忍耐才能修成正果。有了金刚不坏之身这样无比美好的前景在召唤，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坚持真和善而多忍一忍不是就更容易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