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消息，我哭了，抑郁的情绪难以控制。我不是香港人，过去多年间，我仅是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到这个城市从明亮到至暗，我对香港人伤痛的感知，不及他们真实感知的万分之一，即使是这样，每每想起，都已经压抑至极。

我最早去香港已经是多年前了，那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人们行色匆匆但并不乏对他人苦难的关切，繁华的不仅是经济，还包括整个城市的审美、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东西。

后来，我了解到，刘晓波先生写下「中国需要再被殖民300年」的背景也缘于他访问香港的印象，他深谙民主制度可以让这里的人释放活力、创造力，成为国际金融港。

后来再去香港，得以看到高楼大厦后的市井生活，看到香港人生活的不易，而这不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大陆人带来，罗湖及各个口岸处，涌进大批的大陆人，他们扫货奶粉、化妆品，他们带着敏感自卑但表面居高临下的态度刷钱，他们贡献了很多诸如「随地大小便」等冲突场面。与之并行的是，利益集团们比他们可厉害多了，他们与香港的家庭企业联手，香港的房价、物价疯涨。香港人终于知道，原来大陆的钱进来，不仅是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最后是要改变香港方向的。

我曾亲眼看到香港人举起的抗议利益集团抬高房价的条幅。

2010年，我从中国逃到香港。在那里短暂停留期间，得到诸多朋友、人权组织、香港天主教会的帮助 ，嘉伟 @patrickpoon 、蔡淑芳大姐、邹幸彤、Martin Lee, Chine 、DU TING 等人都给了特别多的帮助。还记得幸彤耐心陪我在沙田的一个电子产品商城买手提电脑、后来陪我买到德国的旅行箱等。

也记得在我的银行卡被人为停掉后，嘉伟带来天主教会的捐助，以及帮我联系人权机构；Martin Lee 联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官员与我见面，虽然我未去美国，但我很感激这位长者的帮助。

那时幸彤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不久，作为高才生的她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后来她成为支联会副主席，支持中国良心犯，组织维园烛火晚会、呼吁港人抵御中共对香港的渗透和控制……。

在香港，我获得了人生中最弥足珍贵的鼓励。

2010年8月，我到达德国；几个月后我攒下一些钱，然后联系嘉伟，我希望把当初他们支持我的钱打回去（不是还），后来这笔钱用在支持中国良心犯的专款中。

2010年11月底，我接受CHINE的邀请到泰国，参与对国内人权行动者的援助活动，当时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些中国大陆行动者及家人目前已在海外。

2010年12月，我在奥斯陆见到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梁国雄先生及刘慧卿女士等人，他们参加了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香港人，从未缺席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我想叩问一下，当香港人被北京镇压时，中国大陆人在哪里？

2011年11月，我到达香港，入住香港中大雅礼宾馆，在沙田，我推着行李箱准备乘扶手电梯时，一位阿姨停住脚步，语气严厉告诉我危险，然后把我带到直梯前。大多香港人就是这样，他们看似行色匆匆在快节奏中未关注他人，但他们却总是适时站出来，让人性绽放，也未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缺席。

那次在香港，看到香港的朋友们依然在关切中国良心犯，我第一次与他们一起在中联办前抗议，声援刘晓波、高智晟等人。其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更近距离的触摸这个城市的温度，看到更多的抗议的香港民众，他们比外来者更早体会到中共的黑手渗透，虽然他们只是指向利益集团。

2011年12月，我离开香港时，曾被警告不要再进入香港，当然中国大陆我也是不能进入的。这次是我到现在为止，最后一次与中国最近的距离，我与朋友们说再见，有着永远不能再见的悲凉感。

在沙田去机场的巴士上，神情恍惚的人丢了一个重要的背包，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机场寻物处，工作人员核实我丢失的物品后，告诉我，那 些东西在另一个寻物处。我到达后，工作人员数落我：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敢丢。可是又那么热心的帮我核对并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关照自己的东西。香港人，总是面冷心热。

他们给予我过帮助，多年后，我以同样的行动回应他们。

2013年2月，我首次报道香港学者陈建民先生的真实想法：我对中央的心已死。学者对北京已到忍耐的「临界点」，这应该也是很多香港人绝望的心境。

我在北京时，曾作为清华一个项目的执行者，在广州的活动中邀请陈健民先生演讲。他在香港中大有一个项目，邀请中国大陆的学者到香港访学，他当时认为这些学者会把香港的民主、法治、出版自由理念带回中国大陆；多年后，他悲哀的发现，项目根本无成效，甚至这些学者中有很多是来港探风者，还有一些人把项目当作免费旅游项目。这就是陈健民教授发出「对中央的心已死」的背景之一。

然后我在德国报道了香港的雨伞革命，看到很多过去熟识的朋友面对更大的风险，北京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包括Martin Lee李柱铭先生。

2018年末，李先生和单仲偕来柏林参加一个活动，他们当然已经感知到香港已经慢慢接近至暗时刻了。

2019年6月9日，全球首次同步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我去参加柏林的路上出现严重车祸。术后恢复期间，我甚至想过，也许这是我爱香港的一种提示，从此我也与他们的命运不可分割了，虽然我不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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