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讲故事——“人生何处不相逢”】新年前收到马玉梅的来信。那位在巴塞尔遇见的德国妇人，她父亲是巴塞尔教团的传教士。1938年，她出生在广东梅州，从小讲广东话和德语。1947年中国大变故，在华传教难以为继，父母带她和三个妹妹回到德国。我把她的故事写在骑行记中，在杂志刊发后，打印出来给她寄了一份。

那是一场偶遇。前年8月，我骑行穿越欧洲，从大西洋海边出发，沿莱茵河上行，到了瑞士巴塞尔，决定休息一天。周日的早晨，睡眼朦胧，打开窗户，看到阳光下对街居民楼窗外挂着两面小旗，一面写着“和平”，另一面写着“不要战争”。

黄昏时出门，走过莱茵河上的桥，溜达到巴塞尔主教堂，那里埋葬着文艺复兴时代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的尸骨。教堂前的广场上，有人拉起一面巨幅银幕，摆好一排排椅子，正准备放露天电影。

我绕到教堂后河边的平台上，眺望河对岸的新城，听到身后有人用德语问话，我只听懂了Foto（照片）一个字。转身看到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妇人坐在水泥长凳上，两位中年男子站在旁边，猜想他们是问可否给他们照相。照完相，他们用英语道谢，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住在得克萨斯，但出生在中国。

那位妇人用英语说：“我也出生在中国。”她看上去不像华人，我怕听错了，就问她：“您也出生在中国？”她说：“是的，我还有中文名字。”妇人拿出一个小本，歪歪扭扭地用繁体写下“马玉梅”三个字。看他们不急着赶路，我坐在她身边，听她讲自己的故事。

她父亲毕业于巴塞尔大学，1931年从这座主教堂下的码头出发，坐船辗转去了中国，先是在香港培训广东话，然后去广东梅州传教。她母亲在中国生下四个女儿，她是老大。“二战”爆发后，德国成了中国的敌国，但他们已经没有途径回德国。虽然他们是敌国侨民，但民国政府一直善待他们，派了四名士兵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1947年，他们才离开梅州，经由香港坐船到西贡，在西贡搭乘法国军队的飞机往欧洲飞。

妇人说：“那时候德国已经没有飞机了。我们坐的飞机飞一段就降落加油，经停的大城市就有加尔各达、卡拉奇、开罗、突尼斯、巴黎……那时候的飞机飞不太高，在云层间穿梭。我妹妹害怕，说天塌下来了。快到巴黎的时候，我在飞机上过了9岁的生日，法国兵给了我一块巧克力，那是我第一次吃巧克力......”说起这些，她脸上的微笑像孩子一样天真。

“回到德国时，我们成了难民，我父亲后来又到巴塞尔工作，生活才逐渐安顿下来。”她语调平静而孱弱，像大病初愈后一般。“我小时候讲广东话，跟梅州的孩子穿一样的衣服。我父亲给我取名玉梅，希望我像玉和梅一样，也是让我记住自己生在梅州，就是梅花盛开的地方。”

马玉梅出生于1938年，那年已经84岁了。她先生跟她同岁，出生在乌克兰，1945年父母带他逃到德国，也成了难民。他们住在图宾根，说我如果骑车路过，就去找他们。我说，要抄近路去慕尼黑，希望明年再来德国骑行，一定去拜访。

老妇人轻声说：“希望明年我们还健在。”两位中年人是他们的儿子，时而替他们做英语翻译。告别时，老先生开玩笑说：“可别骑到俄国去啊。”我回到桥的另一头，坐在岸边小桌旁，要一长杯啤酒，看着对岸夜色中的主教堂，慢慢回味刚才的偶遇。

两年过去了，仍记得8月的那个黄昏，马玉梅在巴塞尔主教堂外的暮霭中说，离开梅州40年后，再回出生地，那里的人已经把她当成了游客，而她一直把梅州当成故乡。

在信中，她说“总能感觉到在中国的根，年纪越大，感知越深。” 时代风雨变幻，人生几多流离，故乡成了异乡，异乡成了故乡，转眼已是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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