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来说比较开明的赵紫阳时代，中央政府已经感受到地方诸侯坐大给改革造成的巨大阻力。赵紫阳幕僚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用新威权主义手段来集权。赵紫阳因为受到元老政治的掣肘，始终无法集中权力，给其政治生涯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赵紫阳没有做成的事情，几年之后，俄国叶利钦接着做，但是叶利钦用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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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来说比较开明的赵紫阳时代，中央政府已经感受到地方诸侯坐大给改革造成的巨大阻力。赵紫阳幕僚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用新威权主义手段来集权。赵紫阳因为受到元老政治的掣肘，始终无法集中权力，给其政治生涯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赵紫阳没有做成的事情，几年之后，俄国叶利钦接着做，但是叶利钦用威权手段推进自由化造成了巨大灾难，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归强人政治。但是在赵紫阳时代其幕僚已经在鼓吹强人政治了，甚至1989年前几个月已经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了。
在经历过1989年动荡之后，劫后余生的中共中央还没能够迅速強化中央集权，但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已经在频繁公开讨论“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问题了。
1990年代上半叶，江泽民在老左派、新保守派、新左派和改革派之间跳来跳去，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重新集中权力来克服“诸侯经济”造成的严重阻力。江泽民也试图用反腐运动集权，但是打到陈希同等北京高层以后，又停下来，没办法彻底集中中央权力。直到江泽民将政权过渡给胡锦涛，中共中央仍然没能克服“诸侯经济”造成的严重问题。
到胡锦涛即将把权力传递给习近平前几年，中共中央已经对分权忍无可忍。有西方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接任后迅速掌握权力和采取果断手段集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江泽民派系和胡锦涛政府共同授权的结果。
也就是说，中国的强人政治是有其自身发展逻辑的，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突然冒出来的。滋生强人政治的土壤是中共政权畸形的独裁模式。
你可以想象，假如赵紫阳在元老政治庇护下采用叶利钦式威权主义手段强力推进自由化改革可能付出的代价，最终还是可能回到强人政治的路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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