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说中国社会“incredibly innovative”。

她对中国很多判断都是失实的，包括把习近平时代说成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第三次革命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暴得大名的，我到目前提出的观点基本上是跟她那本《第三次革命》针锋相对提出来的。

她有不少观点跟中国网民一般观念很相像，有时候你都分不清是中国网民间接受了她影响，还是她直接沿着中国网民的心理期待来做研究。比如她说习近平逆转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就完全像一般中国网民的观点，只不过易明给添加进去很多专业内容来论证。但是这种研究完全忽视了改革开放自身的发展逻辑，忽视了从邓小平时代、到后邓小平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的执政逻辑。如果我们沿着这些隐蔽线索来看，习近平不但不是邓小平路线的叛逆者，反而是这条路线层层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习近平主义是改革开放新体制的必然产物，哪怕是李克强代替习近平上台，结果也不会有本质差别。这种强大的政治惯性在更弱势的领导人那里当然更突出，但不等于在更强势的领导人那里政治惯性就消失了。

此外，易明这种观点将来还无法解释后习近平时代中国会走上什么道路，因为依照易明这种逻辑改革开放好像还可以推翻习近平的极权主义，重新回到邓小平路线上一样。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所谓的邓小平路线在1980年代只是一种不确定方向的模糊摸索，真正形成路线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时候邓小平路线根本就是江泽民体制和胡温体制，邓小平路线只是背个法统之名。邓小平路线根本不存在什么路线，它就像水，流到哪里就变成那里的形状。对于习近平体制来说同样如此：流到习近平时代，邓小平路线就变成了习近平体制。从江泽民体制到胡温体制再到习近平体制，中国的政体经历了多次变化，但是内在逻辑却是完全一致的：左翼威权主义的新保守主义。这种路线不仅是政治路线，还是指导经济发展的路线。习近平体制是对前任的持续升级和强化，不存在转向或者变调之说（哪怕战狼外交的雏形直接就出现在胡锦涛时代，虽然当时没有“战狼”这种说法）。习近平体制较前代不同，最根本原因是集权体制到习近平时代实现了趋于完善的制度化，以及必须通过这套体制来镇压到胡锦涛时代就濒临失控的尖锐社会矛盾。

对于学者来说，迎合大众的看法、沿着大众看法去做研究是一种投机行为。你如果跟普通大众未经批判的看法完全一样，甚至把大众看法当成命题作文，做研究去论证大众的看法，那么你的研究就很可疑。当然，易明还有很多其他观点被其他学者批评，这里就暂时放下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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