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参与了第一个街头行为艺术——谁是下一个邓玉娇。而这个时候，是中国公民力量觉醒轰轰烈烈的几年。我不仅从事着本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还关注社会事件。并在网络上与许多先进的中国网民一起，批判，围观社会弊病，成为一个草根异见者。因为邓玉娇行为艺术我第一次被“喝茶”。从此之后，喝茶就成为我生命无法摆脱了一件事情。

也是2009年，我创建性工作者节，举行红雨伞反对对性工作者的歧视的街头行动。第二年，我被“旅游”。接下来，就开始了被驱逐的命运。12年，我被赶出武汉。去到广西，又在当地找到项目组，进入艾滋病防治群体。继续从事性工作者的防治宣导工作。因为当时全社会的防艾事业中，都需要能为性工作者这个群体服务的人。
后来因为我关注到底层性工者的权益，为了呼吁社会关注十元店性工作者，亲自深入性工作者场所，扮演十元店性工作者，网络直播，引起了社会影响，导致当地政府对我深恶痛绝，暴力打砸我的工作室，驱赶我。同年，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采访我，十元店被带到公众视野。
我也被迫彻底离开了艾滋病防治事业。
 
半年之后，海南校长开房事件发生。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女权行动者。我和几个同道到现场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我回广西后被构陷杀人，遭拘留后，网友们为了搭救我，全网络开始了校长开房找我的行为艺术。首当其冲就是艾晓明老师的裸体剪刀声援，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也参与了声援。14天后，我被放出来。接下来又被驱赶了50天左右。我和家人，行李被绑架扔到荒郊野外，艾未未用行为装置艺术来展示这个场景。
 
接下来的2015年，民间街头行动，彻底消亡。NGO，意见领袖，人权律师大部分遭到拘捕与打压。我在2016年要求去北京谋生，开始进入宋庄画家群体，自学画画。但在宋庄的三年时间里，搬了五次家，最后在2019年，被赶出北京，我到了草原。在草原被驱赶之后，去了天水，后来又到北京暂居，终究承担不起高额的费用，又到广东谋生，又被迫搬了三次家，一直到2023年，到景德镇，颠沛流离的生活，才暂时停顿下来。但我和爱人，因为多年的四处驱赶，没有固定的收入，还欠下许多债务。使得我不得不一直为了债务与生存奔波。
20多年的呐感与奔走，我想要的理想世界，不仅没有到来，还似乎离我更加遥远了。
 
20多年的沦桑变化，我已两鬓如霜，已经不敢有当年的豪情与任性了。就像一朵花的枯萎，渐渐地淡出公众的视线，成为一个陶瓷制作匠人，依靠网络直播卖货度日。作为一个妻子、母亲，坚定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照顾着家庭。
几年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让我对家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
我有幅作品，名字叫做：《行动者的家》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雕塑表达。里面包括着我的许多遗憾与矛盾。行动者看似强壮，实际上，她很笨拙。就像我在网络上外强中干。
她的家是和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蜗牛一样。生命并不像蝴蝶那样轻盈，而是过于沉重，枯燥。
这么多年的驱赶漂泊，让我对一个稳定的家，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家，特别的向往。
可是，家，又无比沉重。一个底层人的家就像一座巨山
。疲倦，无力感，还有选择的死局，让行动者已经失去了斗志。
我想表达的，或者还不止这些。也像我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们这个阶层的关系，我们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谁都不轻松。

我今天出现在这里，是希望各位能帮助我女儿完成学业。她还有1.6年就毕业了。我已经没有能力持续供应她的生活费。
她的然后PayPa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