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我在今年4月30号有过推介，但是这本书的研究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史已有研究基础上的。尤其是在批判熊彼得主义那一派经济学家中，经济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制度性变革的至关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史学中讲的制度性变革导致经济增长，并不是指一定要从落后的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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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我在今年4月30号有过推介，但是这本书的研究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史已有研究基础上的。尤其是在批判熊彼得主义那一派经济学家中，经济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制度性变革的至关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史学中讲的制度性变革导致经济增长，并不是指一定要从落后的社会形态转向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而是指在落后的社会制度中进行局部或全部变革都可能引起经济增长。
以周其仁为代表的极少部分中国经济学家有一点触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恰恰是放松了苏联模式的国家经济体制和引进市场体制带来的经济增长。这恰恰符合批判熊彼得主义的西方经济史学派的观点：他们并不一定认为哪种制度好、哪种制度压迫剥削不好，而是客观强调向着自由市场方向解脱制度性束缚曾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
在周其仁看来，局部放松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是有限的，而且体制成本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攀升，这就要求持续不断地向着市场化推进制度性改革。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境就是无法再继续往下推进制度性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了，因为中共意识到再改革就会踩进“托克维尔陷阱”：改革加速旧制度政权灭亡。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在批判熊彼得主义的西方经济史学派基础上继续前进了一步：它提出光有制度性改革还不够，你如果不能根本克服掠夺性、榨取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就算发展一段时间也会走进死胡同，因为制度限制了经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科技突围来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因为限制经济发展的是掠夺性、榨取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是科技够不够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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