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 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 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
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 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 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 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 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 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下),第343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 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 示。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 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 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 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 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救灾报 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 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 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 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 “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 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 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 难,并在事隔30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 ,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 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 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 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边疆文学》20 00年第1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 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 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 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 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灾区向国 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 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 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 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 ,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 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 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 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 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 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 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 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 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 。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雷 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