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大林制造的人为饥荒不一样，我们的人造饥荒并不是特地设计出来迫使农民屈服的伟大战略部署。毛和他的战友们绝对没有那麽恶毒。相反，他们比谁都更盼望中国能变成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问题是，在他们的雄心壮志与其治国的能力之间，横亘著一道万里长城，抱负有多高，能力便有多低。
当年中共的干部 和苏共的干部组成完全不一样。苏共的干部都是学院里训练出来，而中共当年的干部基本是农民出身的一穷二白的半文盲。苏共有著深厚的尊重知识与技术的欧洲传统，而中共内部盛行的则是暴发农民那蔑视一切智力活动的反智主义。斯大林的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而毛的口号是“卑贱者最聪明”，立志“愚公移山”，靠愚昧与顽强来改天换地。就这样，“外行必须领导内行”成了时代最强音，而“大老粗”变成了最光荣的头衔。党当仁不让，充当了万能导师，不仅教导和监督人民所有的智力、体力活动，而且还扮演类似西方教会的道德指导者的角色，解答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否属於唯物论，直到头发应剪到几寸才是革命者的一切问题。这种无知与傲慢联姻的结果，便是那压倒一切的、无所不在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愚蠢。
---饥饿岁月(一)
芦 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