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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秦晖教授的讲座，才意识到，晚清一些高官早已看到了西方制度的优越，但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安全和既得利益，他们选择伪装成保守派，将真相藏于心底。
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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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yu 胖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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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秦晖教授的讲座，才意识到，晚清一些高官早已看到了西方制度的优越，但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安全和既得利益，他们选择伪装成保守派，将真相藏于心底。
比如，陈兰彬，担任大清驻美公使时，他举报终结了赴美幼童计划，给朝廷的报告中痛批美国文化“无礼教之本”，一副极端保守派的模样。然而，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他却对美国的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又如刘锡鸿，身为德国钦差大臣，他在法国考察时，被巴黎的城市规划、科技发展和工业实力深深震撼。但回国后，他却高唱“天朝上国”的优越，公开批评改革派为“媚外”。然而，他的日记和书信中揭示了另一面：清政府的腐败和专制才是中国积弱的根本，而西方宪政体制则值得借鉴。
这种“两面人”的现象并非仅存于晚清。无论过去还是当下，许多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出于个人选择，更是生存策略：讲真话意味着冒犯主流，表面附和则能换取安全感和权力空间。
但这样的“两面性”对社会有何影响？当说真话成为奢侈，当假话成为常态，我们不仅失去了真相的声音，更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最终，一个人人说假话的社会，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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