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拍“内片”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 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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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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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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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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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