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最初是以“北京共识”形式出现,提出者是基辛格事务所首席执行官Joshua Cooper Ramo。基辛格是谁、基辛格有多亲华不用我过多介绍。这个“北京共识”2004年提出来的时候,Ramo是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高盛集团高级顾问和美中青年领袖论坛联合创始人。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看Ramo写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一文,就很清楚它有为中国站台鼓吹的嫌疑,是海外鼓吹中国崛起论的先驱。
从那以后,由于提到“北京共识”的人越来越多,不知不觉又有人开始提“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也是上面那篇文章最早提出来的),反而在中国方面,在胡锦涛时代早期还缺乏自省,虽然经常强调中国特色,但是哪个国家不强调自己特色?等中国战略界和政界也开始沿用“中国模式”这种称谓的时候,它的范畴非常模糊,因为它的目的是宣传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崛起叙事,已经逐渐脱离了Ramo的最早鼓吹。
有的网友有定义癖,我是通常不理会的,之前也批评过这种现象,这里就不复赘言。总之,即使在Ramo的鼓吹文章里,中国模式也不是清晰定义的,只要是有助于中国崛起叙事的一切都是中国模式,那你承不承认维稳和迫害人权是中国模式呢?显然中国政府要抵赖,Ramo也绝口不提。
后来随着“中国模式”大行其道,甚至进口转出口之后,涌现出无数个基于美化中国经济奇迹和政治秩序的定义模式,这些不值得引用,因为他们只承认好的是中国模式,不承认压榨性、压迫性、乃至反人类犯罪的统治手段也是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