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超：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 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哀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6年底，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辗转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挞伐，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您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他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因为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虽然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跳来跳去，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造成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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