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 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

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

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

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

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

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一一表态“刀下留人”。

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夜话中南海：邓小平和毛泽东家庭的冤冤相报
作者： 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