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國共產黨體制的局限性——習近平政權的課題與未來展望（译稿）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研究室
編者按：習近平連任的第三任期，打破了江、胡時期的中共內部政治規則，全面放棄了鄧小平開創的經濟改革開放國策，放棄和停止發展任何民生經濟，大批任用低學歷官員進行鎮壓、維穩和政治迫害，在國際關係上露出獠牙四處樹敵，特別是主動充當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頭號公敵，並大肆干預別國選舉和政治，廣泛進行跨國鎮壓、綁架、暗殺，不顧一切對外宣傳共產制度這一先代中共領導人都嗤之以鼻的所謂優越性，在世界上打造了無腦、低能、反智、蠻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形象和奇葩的思維、話語方式。為了給飽受習近平政權荼毒的中國人進行腦迴路修復，適當拓深腦溝回，我們特別翻譯了以嚴謹、專精、不懈著稱的眾多日本學者合力著就的學術報告摘要，希望讀者能夠從中獲得某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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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自1999年度起，受日本經濟新聞社委託，持續推進中國研究項目。本報告書為2024年度中國研究項目的成果，主題為「中國共產黨體制的限界（局限）——習近平政權的課題與未來展望」。
進入異常的第三任期，即所謂「新時代」的習近平政權，面臨國內經濟低迷以及因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引發的美中對立再度加劇等嚴峻問題。政策決策出現遲緩和應對不足的情況越來越明顯，社會混亂程度也較以往更加嚴重。這不僅是習近平個人強權統治的影響，也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本身弊病日益突出的表現。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本年度的研究將從多個角度分析習近平政權所面臨的課題及未來的發展前景。

＜各章概要＞
序章　混亂加劇的中國經濟與政策遲滯
——強權政治的弊害，缺乏機動性與有效性
湯淺健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兼中國研究室室長）
2024年，中國經濟自夏季至秋季，增長速度明顯放緩，超出預期。主要原因是房地產不景氣導致內需低迷長期化。直到9月，當局才開始著手正式的景氣刺激對策，一度引發外界對政府提出的「5%左右增長率」目標能否達成的懷疑。當局在刺激經濟方面動作遲緩，源於經濟政策主導權已從政府轉移至共產黨。當前經濟運作幾乎無法在習近平總書記（國家主席）下令之前推動具體措施，機動性大幅下降。
政府無法對習近平的施政失誤提出批評，導致政策偏向等待指示的臨時應對，存在高度風險。若經濟低迷持續，失業率居高不下及就業不安可能進一步引發社會動盪。事實上，2024年中國多地爆發暴力事件，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外資企業因投資環境惡化而趨於觀望或縮減對華投資，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拖累中國經濟。
第1章　中國政治體制與長期經濟發展的局限
——領導人更替也無法解決
劉德強（京都大學經濟學研究科教授）
中國的政治體制，自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體制，經由改革開放後逐步過渡到權威主義體制，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然而，隨著習近平政權的出現，中國再次倒退回極權主義式的政治體制。在當前體制下，由共產黨統一掌控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個領域，導致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功能——例如私有財產保護、法治保障——無法有效發揮。隨之而來的是，曾經支撐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正在逐步喪失。結果，中國經濟今後長期低迷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不僅是個別領導人的問題，而是源於共產黨體制本身的結構性特徵。只要一黨專政持續存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就無法建立。
第2章　川普政府建立與美中經濟關係
——中國對外經濟政策趨向與發展中國家接近
大橋英夫（專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對美出口迅速增長，從而引發了美中之間激烈的貿易摩擦。在川普和拜登政權時期，雙方相互施加制裁和報復措施，對抗關係也延伸至安全保障領域。美國一方面採取「脫鉤」（decoupling）和「去風險」（de-risking）措施，限制對華經濟往來，中國則一方面啟動報復，同時推動相關立法，將報復措施制度化。由於美國加徵關稅和加強監管，中國對美出口出現減少趨勢。然而，這並未必導致美國國內生產大幅增加，而是形成了從第三國繞道進口的格局。同時，中國經由第三國對美出口的路徑，以及中國的對外投資重要性也在上升。川普政權2.0有可能再次透過關稅施壓與中國談判。中國則一方面高舉自由貿易和反對保護主義的大旗，另一方面加強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參與，並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基礎，積極向全球南方國家靠攏。
第3章　IT與創業熱潮的消退
——民營企業受壓，人才加速外流

山田周平（櫻美林大學大學院特任教授）
曾經象徵中國近年經濟發展的IT（信息技術）與創業熱潮，正在迅速降溫。隨著房地產市場低迷拖累整體經濟增速，加上習近平領導層過度強調國家安全，對民營企業的打壓也日益加劇，導致互聯網巨頭的業績停滯，創業投資亦大幅萎縮。隨著IT和創業驅動的創新活力減弱，民營企業的生命力也隨之下降，「國進民退」的趨勢逐漸明顯。失望於中國惡化的營商環境，越來越多高端人才開始尋求赴日本等海外發展的機會，人才外流問題逐步浮現。
另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車和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在中共與政府支持下，中國企業依然在全球市場展現出強勁存在感。日本政府和產業界需要一方面持續關注中國創新所帶來的商機與風險，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有效利用流向海外的中國人才，以及如何應對這一變化。
第4章　「中國風險」對企業行動的影響
——定量分析不確定性，左右投資決策
張紅詠（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 高級研究員）
近年來，外界對所謂「中國風險」的關注不斷升高，但針對中國政治體制的風險、經濟政策前景的不確定性及地緣政治風險等問題，仍以定性討論居多。本文通過文本數據、統計資料及自主調查，對這些政治經濟風險及不確定性進行了定量分析。研究顯示，反映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指數（EPU）以及地緣政治風險指數（GPR）均呈上升趨勢。中國政治領導層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風險的認知與警惕，以及領導層間的政策分歧，對中國上市企業的設備投資產生了負面影響。對日本企業而言，中國生產成本上升、釣魚島（尖閣諸島）問題引發的中日爭端、美中貿易摩擦與地緣政治風險等衝擊，在短期與長期內都帶來重大影響。企業的受影響程度與應對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利潤率、對中國貿易與投資的依賴度等自身特性。
第5章　持續惡化的房地產不景氣及潛在金融風險
福本智之（大阪經濟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不景氣趨勢已經長期化。2024年全國住宅銷售面積已經降至2021年的不到六成。政府一方面試圖通過延長大型開發商的債務償還期限來避免破產，另一方面也透過下調住房貸款利率等刺激需求，但距離徹底解決問題仍有很大差距。由於對開發商財務狀況的不安，連剛需層也對預售購房猶豫不決。若要真正穩定房地產市場，需要通過處理和重組開發商，推動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這同時也需要中央政府發揮領導作用並注入一定資金。此外，還必須清理包括未交付房屋在內的大量住宅庫存。如果對策遲緩，經濟增長將進一步下滑。雖然目前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僅為1.6%，整體金融系統尚未陷入危機，但大量依靠債務展期勉強維持的開發商，以及無法自力償還貸款的融資平台，正在不斷積累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第6章　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及其挑戰
——克服消費低迷，縮小社會差距至關重要
馬欣欣（法政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近年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2021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整體國民尚未實現充分富裕的階段，便迎來了高齡化。如何建立一個能夠覆蓋全體國民、並提供充分保障水準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中國自計劃經濟時代起，農村戶籍居民與城市戶籍居民在社會保障上就存在差距。進入市場經濟時期後，社會保障體制進行了改革，表面上實現了「全民保險」，但農村與城市之間，以及公務員與普通勞動者之間，仍存在明顯的保障差距。農村戶籍居民領取的基本養老金金額普遍低於最低生活標準，城市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替代率也在下降。社會保障水準偏低，是導致國內消費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提高保障水平，政府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擴大內需——將難以實現。
第7章　中國的勞動市場與失業問題
——青年就業困難對社會的影響
箱崎大（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調查部 主任調查員）
自201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雖然總體失業率尚未明顯上升，但年輕群體的失業率卻呈現上升趨勢。受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一胎化政策」使得一名子女需承擔兩位父母老年扶養責任，以及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中國社會對子女教育的投資持續升溫，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60%。年輕人強烈傾向於追求白領職位，即使政府推行「中考分流」，大學生人數依然持續增加。國有企業招聘門檻進一步提高，IT、互聯網、遊戲等熱門行業的招聘需求減少，年輕人難以獲得積累經驗和提升技能的機會。青年失業問題被認為將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
第8章　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與挑戰
——「主導力量」角色異變與強化

甲斐成章（關西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自199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對國有企業實施了「戰略性重組」，即推進大企業公司化、小企業民營化，聚焦於戰略性領域重組，改善資產負債表，並進行裁員整頓，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針，大多在推動這一系列改革的江澤民政權時期確立。儘管如此，「戰略性重組」的成效仍然有限。2008年金融危機（雷曼風暴）後，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急劇下降，財務狀況惡化。原本應由國家資本控制的戰略性領域投資比重下降，非戰略性領域反而成為國家資本投資的主要方向。
進入習近平時代後，「公有制主導」的解釋、「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以及國家資本對重要領域的控制政策得以延續。同時，國有企業被賦予了承擔國家戰略與國家安全職能的角色。混合所有制改革，與胡錦濤時代後期一樣，逐漸淡出政策選項。
第9章　中國糧食安全政策的現實
——通過「黨的領導」保障糧食生產利益
百崎賢之（農林水產省 農林水產政策研究所 主任研究員）
中國糧食安全政策的基本方針，是在人口大國的背景下確保「糧食自給」。在20世紀末以前，政策以全品類糧食自給為目標；但習近平政權初期，方針轉向主食（大米、小麥）全面自給，其他品類則適度依賴進口。2023年底頒布的《糧食安全保障法》將這一方針法制化，同時宣傳國民食物豐裕的成就，意圖進一步強化黨的統治權威。
另一方面，進入第三個任期後，儘管人口減少將使主食供需趨於緩和，習近平政權仍以國家安全為最高優先，針對外部不確定因素，重新強調增產玉米、大豆等飼料作物與食用油作物，以降低進口依賴。同時，提出「大食物觀」，呼籲應對食品多樣化與品質安全需求。但在地方政府層面，依然以糧食生產穩定與耕地保護優先。
為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強國建設」，共產黨提出，通過「從消費地補償生產地」的機制，來支撐「收益低」的糧食生產，保障生產地區政府財政與農民收入。在鄉村振興方面，強調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促進集體經濟發展，推動城鄉融合，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推動以富裕地區加重負擔為前提的「改革」可能面臨諸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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