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由ICIJ牵头，全球数十家媒体上百名记者历时近一年的调查，终于开启了这项关于中共跨国镇压迄今规模最大的系列报道。我为此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并在经过核实后被使用，这在ICIJ的信息来源里有说明，就不多说了。我想现在是时候逐步公开某些秘密了，有的秘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切身的关联。

有人误以为我是在美国加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其实早前报道里说得很清楚了，我是在中国加入的～线上邮件，快捷方便～当时的主席刘国凯先生还给我作了一份烫金的重庆党部主任委任书。

当然，我这个党部主任，其实是个光杆司令，我也一直未发展第二个人加入党部。至于为什么加入，很简单，我本身的政治立场就是反共，在我眼里中共无疑是个法西斯犯罪组织。然而这样的我却在中共所谓的隐蔽战线里待了十五年之久，这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可谓是一个直观的注脚。

关于社民党的那些历史，什么香港密会、白衣行动、逼宫大戏……之前帖子有过介绍，而且参与者众，有许多第三方见证，我与曾大军等一些人也都见过面，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重复了。

当初被抓时，是重庆市局国保总队直接来的人，三男一女，带队的自称高老师，戴着副金边眼镜，威胁起人来也是文质彬彬的：把你抓进去，你父母无论在哪儿在做什么，都得马上赶过来……

他们很快就表现出让我为其工作的兴趣，并明说道你的事可大可小，工作就万事好说，不工作会发生什么你懂的。我并不想正面对抗去坐牢，只好被迫开始工作，这对我来说很矛盾，因为我的意识形态并未改变，反共并将之推翻的念头始终都在，所以我也只能自我安慰：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不如想办法弄明白他们的秘密镇压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个想法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些，但它被付诸实践的进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并最终让我成为老东家的大麻烦。

那位带队的高老师算是我的第一任领导，后面由于他升任为总队领导，便把领导工作交接给了老龙（暂时不公布名字，熟悉重庆国保总队的人一听这姓自然知道是谁，别说出来显摆就是），那会儿老龙还是大队领导，后面升为了支队领导。

交接有些匆忙，龙当时还在忙其它案子，对我有些疏于监管，趁着这个机会，内心始终不甘就范的我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逃跑行动。这次行动去年ABC的纪录片里有讲过——前往香港美领馆。报道只是提到这次尝试失败了，但有个秘密并未公布，那就是我在与美领馆接触后，选择了为美国政府工作，并返回内地继续为国保工作，成为了一名双面特工。

不过严格说来，双面特工是两边都效力，但我从未效忠中国政府，也未替政保真正出力过，计较起来，也许得算单面特工了。

与美国情报官员的接触，特别是第二次，犹如电影情节一般的戏剧化，而我们交流的过程，老实说，有些地方挺令人不爽的，不过美国政府出手是真的挺大方，没错，小粉红可以攻击我了，我是真正拿了美国政府现金的人，人生中第一台台式电脑就是用美国人给的钱买的，谁想调侃，随意。

返回内地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涉及到复杂的假情报递送与策反。后面我又去了香港与美国官员交流，不过这次交流，再加上之前打交道的印象，让我深感东西方思维具有相当的差异，包括在情报工作上。中国人崇尚灵活权变阴谋诡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在秘密工作中利用贿赂去腐蚀拉拢习以为常，但美国人很多事是讲程序的，纳税人的钱也不像中国那样可以随意丢在各种阴谋里去试错。但这样一来，替美国人作情报工作就变成了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我曾经也提醒过国人，不要在中国境内轻易为外国政府作秘密工作，因为中国政府这方面的侦察和锁定能力还是很强的，而由于文化和思维的差异，外国政府在某些环节上的指示和回应，可能令你陷入暴露的风险中。

这次接触后，我决定终止与美国政府的联系，因为继续下去实在过于危险。之后的几年，大家可能也听说了，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被一勺烩了。如果我没有及时脱身，可能也已暴露了。虽然我单方面终止了联络，但我与美国政府从未在口头或书面上正式终结工作关系，严格说起来，我似乎仍是美国特工？哈哈不重要了。

我曾向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透露过这件事，她去向美国政府求证，在要求她填写了众多表格后，美国政府对此保持了沉默。ICIJ的首席记者对我说，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就此回应媒体，因为涉及国家安全。想想也是，承认在香港策反中国情报人员？那不是自找麻烦，但这事实实在在，又知情者众，中美两边的情报官员都知道，也没法否认，唯有沉默应对了。

与美国政府这档子事，以后我会单独再讲。

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是我在漫长的秘密工作中接触到的众多中国政府的目标。ICIJ的报道已经开始，公布这些名单应该不会再影响到调查，我会在整理后发出。这些人理应知道自己曾是中国政府的猎物，也许现在仍是。我已经尽力保护过他们，在我离开中国时，除华涌在加拿大身亡，其他人都仍活跃着，对于评价我是个怎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事实。

后续关于秘密工作的内容，会集中于此帖留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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