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师哲回忆:“1940─1941年间,有一次,我陪同陈郁同志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参观中师哲等人被带到“一间设分宽敞、明亮的大厅”他们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担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 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
师哲他们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到这样的回答,连从事多年锄奸保卫工作的师哲都不由得毛骨悚然。他在回忆录中不禁问道:“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215页)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就因为这女孩子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有个当大汉奸的叔叔(王克敏),一到延安便被康生当做特务关押起来。当师哲1943年接手这个案子时,可怜的女孩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近5个春秋。《师哲回忆录》记录了审讯中他与女孩的一段对话,问:“你和王克敏什么关系?”女孩回答:“我叫他叔叔。”又问:“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答:“我来,他不知道。”再问:“为什么到延安来?”答:“听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问“为什么把你关起来?”答曰:“不知道。”女孩的天真,让锄奸专家们也有些不忍,复查的结果认为女孩不可能是王克敏派来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知识、能力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216页)于是师哲他们建议将其有条件的释放,但这一建议始终未获康生的批准,女孩以后的命运如何,回忆录中没有交代,想到以后那一场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运动,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尽管康生如此作恶累累,但让师哲不解的是“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此中奥秘,不说也罢。
---师哲回忆延安:康生作恶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