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 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文革没有起到别的作用，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却被大量披露出来，让普通干部和民众看到了，在国家和贫困的年代，许多高级干部依然享受着豪华腐朽生活，有些很触目惊心。文革前，老百姓对此是不知情的，即使了解一点真实情况，也不会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可能还觉得那是天经地义。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有关。当时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予以保密封锁。不但是政治事件，即使是某个地方发生重大社会事故，都可以种种理由列为秘密，不准声张、禁止外传。 1958 年，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立即被指责为 “ 攻击党的领导 ” ， “ 挑拨党群关系 ” ，因而被打成 “ 右派 ” ，送去 “ 劳改 ” 。

如果说文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为了反特权，不如说毛是巧妙地利用了老百姓对揭露出来的官僚特权的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著名作家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 —— 我的心灵自传》一书中就披露这样的一些细节。一是周到郭家看望郭世英（郭沫若的长子），郭沫若在一旁不声不响地为周削了个椰子吃；二是周离开北京之际到郭家道别，郭沫若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他饯行，餐桌上有周爱吃的大对虾。哪个年代无论老百姓生活怎样窘迫，并不耽误高干们过着高贵奢侈优雅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灭特权的文革时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邓小平对此就严厉批评过，今天读来，也还有令人震惊之处。他（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说 “1958 年以后，到处给中央同志盖房子， ‘ 四人帮 ’ 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 ”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