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成都镇压──一个被遗忘的天安门事件(组图)
世界媒体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抗议和镇压。但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北京的学生绝食数日后，在四川成都，学生们开始在天府广场绝食。

NPR长期在中国的记者Louisa Lim说，中国政府这25年来在竭尽所能要抹去人们对这场抗议 的记忆。在Lim出版的新书《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1989年如何改变了中国，及中国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写在1989年发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调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镇压。在Lim报导之前，成都的镇压从未被报导过。

在成都，Lim见到了现在70多岁的唐德英（音）（图2）。
1989年6月4日，当戒严部队在北京对平民开火时，这场暴力立即被广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厅里。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发生的致命事件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正是该事件夺去了唐德英17岁儿子的生命。

25年来，唐德英活着只为一个目标：要将造成她儿子周国聪（音）死亡的人绳之以法并寻求赔偿。她的儿子在1989年的成都镇压后失踪了，后来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殴打致死，警方后来给了她一张照片，显示了他被打得变形的尸体。

她坚定地告诉Lim：“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语让Lim横跨三大洲找寻证据线索，包括目击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记、美国的外交电报和中国政府官方版本对事件的记录。这些不同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成都这出几乎被遗忘的悲剧。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警方最初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来对付示威者，试图驱散拥挤的人群。（图3）

在成都的抗议活动几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对应。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悼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着5月中旬的开始绝食，很快演变成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学生们占领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在100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下露营，并自豪地宣称这是一个“小天安门”。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将抗议者清出天府广场的行动还相对平静。

但当听到在北京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的消息后，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这一次，他们知道危险，他们携带横幅声讨“六四屠杀”及带有哀悼标语的花圈，上面写着“我们不惧怕死亡”。

不久，警方就动用了催泪瓦斯，天府广场上爆发了激战。抗议者们向警察投掷铺路的石块，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者。

1989年6月4日，当局派出武警对天府广场清场，警方和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激战。（图4）

在附近的一间医疗诊所里，地板上躺着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国人Kim Nygaard回忆说，他们恳求她“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世界！”长凳上坐着一排患者，他们的头骨破裂，裹着绷带，衬衫的衣领附近沾满了血迹。Nygaard的证据显示，警方的战略是针对示威者的头部。据当地政府的官方陈述，当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并称这场战斗令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轻伤。但美国的外交官员当时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相信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进入6月6日时，一群人闯进了成都的锦江宾馆。在那里，在国外客人们的注视下，发生了成都镇压最残酷的场景。安全部队抵达后，在宾馆的庭院内抓捕了数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里描述说，她从5楼的阳台看下去，看到大约25人跪在庭院里。他们的头被推到面部朝地，双手被捆在背后。那些看守围着他们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到命令了。这时，“那些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子们走过去，用铁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脑袋”。这一残酷的场景令她跑进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并告诉一家《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说“他们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此时其余的人仍在求饶”。

十几名最初在美国总领事馆住处避难的西方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宣布事态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宾馆时，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发生的事。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宾馆，看到院子里堆着象一个个沙袋一样的东西。当她还在揣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沙袋”动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梁，她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沙袋其实是面部朝地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双手被捆在背后。她对Lim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们那么做时在折断他们的胳膊。’”最终，开来了两辆卡车。对那一刻Nygaard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把这些身体堆上卡车。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没人能活下来。被压在最底下的人可能会被窒息而死。他们抓起他们就象提沙包一样，象扔垃圾一样扔上卡车的后面。”五个单独的证人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美国的外交电报中也提到这个。目击者们估计，他们看到30到100具尸体被扔上了卡车。当地政府并不避讳拘捕事件。《成都暴乱始末》这本中文书记述了该事件的官方版本。书中称，在锦江宾馆有“70名暴徒”被抓。对于那些被拘捕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死亡，这无从得知。成都的抗议立即被当局贴上“政治风波”的标签，与北京的相提并论，并污蔑抗议者是“暴徒”。立即改写历史是要地毯式地让国民对1989年事件“失忆”的第一步。25年来，唐德英因为拒绝遗忘而一直遭到惩罚。6月6日那天，她的儿子骑自行车回家时被拘捕，从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关押的人告诉她说，她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要求当局解释儿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访。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殴打、监视，并两次被关进铁笼子里。但她的倔强终于为她在2000年获得了一张她儿子尸体的照片，这证实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么死的。血凝结在他的鼻孔周围和嘴巴的一侧。鼻子上有一大块瘀伤，面部看上去肿胀变形。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晕了过去。在死亡中，她儿子仍在看着她。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难补助，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为与1989事件相关政府给出的补助。当局希望她停止活动，但是她没有。她说，那些责任人仍须认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伤的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目击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们仅仅因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毒打昏迷。

二十几年前在成都发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让当地政府继续投入金钱和人力来钳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共政府对于自己最近的历史是多么的惧怕。二十几年前，政府用枪支和警棍镇压自己的人民。现在，它在部署更复杂的工具来控制人民，通过媒体审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历史来打造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虽然无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变得越来越富有，比天安门事件后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经验表明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是要留住记忆都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在成都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中共政府的成功：不仅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着他们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记忆已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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