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 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连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