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 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予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吴学灿
图1. 军事博物馆展出的 59 式主战坦克是解放军于 1989 年 6 月 3 日部署的。
图2.1989 年解放军在北京部署的 63 式装甲运兵车
图3.镇压期间士兵使用的 56 式突击步枪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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