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趙紫陽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時發表講話，肯定學生愛國；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此次表態與「四二六社論」的強硬立場有所不同。

趙紫陽的講話令新聞媒體的報道尺度有所放寬。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了北京數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的實況。這是學潮爆發 以來該台第二次報道學生遊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新華社所發的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不少媒體紛紛效仿。

趙紫陽在後來出版的《改革歷程》中記載，5月6日，他與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他說，「制定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尺度。」

根據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記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分別收到芮杏文和胡啟立的意見。

芮杏文說：「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而胡啟立希望《人民日報》根據學運的報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開性和透明度，在客觀、真實報道的同時進行監督並引導輿論。他希望「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聯名信之後兩日，胡啟立、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與編輯、記者對話。李大同回憶，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進行了三、四個小時之久，「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基本毫無遮攔。」胡啟立當場宣佈：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中央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

李大同說，去年，他還同胡啟立當年的秘書張宏遵聊天。據張回憶，那天對話之後，胡啟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興奮地說，「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對話。」

正當大家對對話充滿期待之時，情況卻有了變化。5月13日，北京十幾所大學的300多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知識界、文化界、醫療界等各個領域紛紛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形勢越來越複雜。李大同說，原定於15日新聞界與政府的公開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表明黨和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絶食。

張寶林說，由於這篇講話強調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見，消息出來後大家非常振奮。「我們覺得，大概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加大了報道力度。」

於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電視實況報道了全國各大城市數萬人上街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市民的歡呼和掌聲。舉著橫幅的不僅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新聞工作者，還有北京各大醫院、金融、電信、交通等機構的職工，連許多國家機關的幹部也加入聲援。「救救孩子」「鏟除腐敗」「打倒官倒」等標語隨處可見。

各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絶食學生的圖片，市民送藥、送水的情景；電台中連續播出各界人士的聲援信，夾雜著廣場的嘈雜聲和不斷響起的救護車鳴笛聲。

設在香港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在4月26日之後一直在北京採訪學運，每天撰寫現場報道。但在那幾天，一旦力量強大的官方媒體對學運開始全方面報道，香港媒體的優勢立即失色。

香港媒體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勢，蔡詠梅覺得現場報道成了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是給報館打電話，建議直接引用官方媒體的報道。自己不再做現場報道，而是去做人物訪問，寫深度報道。

《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覺得共產黨在講假話。但那時覺得他們講真話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們的吧。」

張偉國稱這幾日是「49年以後僅有的、短暫的新聞自由的盛大節日」，與之前新聞界發起對話有直接關係。他說，「政治領導人做了姿態，各個媒體從業人員也通過這個信號抓到機會，加以充分利用。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張寶林也說，「這種事態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層和媒體自覺的互動。」

同新聞媒體一樣，蔡詠梅稱，那時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人們充分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時戒嚴部隊已駐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隨時凖備向城內進發，「此時的廣場彷彿是一個自由的孤島」。

落幕

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召集陳雲、李先念和楊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幾位政治局常委、軍委常委等開會。會上提到對輿論的監管，鄧小平說，「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道。」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從明日起實行戒嚴。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採訪成了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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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後，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主導新聞改革的中共領導被撤職。

對新聞工作者的清洗在學運後的幾年一直持續，未有完整的統計名單。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1993年初公布的統計，至少24位記者和編輯被捕，20位新聞工作者被撤銷職位、調離單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聞機構被迫關閉。這僅僅是已知的數據。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
斯影
B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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