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群众运动为什么常常以失败告终？

有位美国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的群众运动，每一次都以失败为结束？我回答说：因为它不失败就不结束。

这个回答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其间包含了大量冷峻的真实。历来群众运动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必要的自我控制，有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除非遇到它冲不过的障碍，很难自行停止。在这期间，虽有不少有识之士试图让它见好就收，但终究未能奏效。

为什么运动做不到见好就收，这非常值得深入的探讨。

首先。整个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这可说是使运动在后期成为脱缰野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此次民运中，民众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组织，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借助于这种组织的力量，天安门运动才能发展到如此惊人的规模和取得过不止一次的辉煌胜利。但是严格说来，广场上的组织自身都很不健全，在关键时刻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能力，也缺乏有足够威信的领导核心。普遍的情况是，组织约束不住自己的成员。领袖指挥不动下面的群众。这就使得广场上的组织难以胜任组织应有的功能。

其次，广场上组织太多，山头林立，谁也不服谁。这无疑给本来就不够十分坚强的组织又增加了难以克服的外部困难。我们都知道，有组织而不能在必要时统一行动固然等于无组织：同样地，组织太多且各行其是，从宏观上看其效果也差不多等于无组织。

再者，运动缺乏兼具声望与谋略的领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此次民运涌现出一大批很优秀的领袖人才，尤其是学生领袖。不过，除王丹在学运前即有些民运经验及知名度外，大部分领袖都是在民运过程中才脱颖而出的。而凡是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大多数是由于他们敢于带头冲闯。后起的领袖，正如后起的组织一样，要能够崭露头角，通常是由于他们比旧领袖或旧组织更敢冲敢闯。这就形成一种越往后来激进派越占上风的趋势。要克服这种趋势，那些具有正确策略眼光的人们就必须作出十分坚决而顽强的努力。可惜的是，他们差不多都没有这么做。不少人都及时地提出了撤的主张。那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在形势正好、士气正旺的时候，提出‘收’与提出‘上’相比，不仅需要更多的见识，而且常常也需要更多的勇气（要不怕内部激进派骂‘叛卖’）。可是，他们一般都没有十分坚决、十分顽强地去推行自己的正确主张。这和共产党内部很长一段时期内，反起右来很坚决，反起左来很软弱是一个毛病。

上述几种缺失大概都是事实。不过严格说来，这些缺失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都是很难避免的。以组织方面的缺失为例，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运动期间才仓促成军的组织能够那么统一、那么有效率呢？民联成立了六、七年，海外其它的民运组织也差不多都成立了半年以上，我们在组织的统一性和效率性上又做得怎么样呢？前面说过，我们要找出八九民运中民运力量自身的缺失教训，说到底，是要找出那些本来可以做好、但实际上没做好的地方。如果我们去责备人家犯了一些原本就很难避免的错误，那并不合适.

但是，有一种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有人说，群众运动嘛，你怎么能要求它收放自如？问题在于，假定群众运动真的是注定了做不到自我控制：而且你又并非不知，一个脱僵野马式的群众运动很容易遭到悲剧结局，那你为什么还要支持、鼓励它的发生和发展呢？我们不准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自己控制不了火势，到头来很容易烧坏自己。如果我们相信运动可以自我控制并且致力于此但终未成功，那说明我们的能力不够：如果我们本来就不相信运动可以自我控制但又要去鼓动风潮，结果酿成不幸，或者是主观上不去做任何努力使运动自我控制，从而导致失控的悲剧，那表明我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责任感无疑是一个更大的过错。

说到责任感，我当然不是说，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责任应该由民运人士来负。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的全部罪责都在中共当局。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共说，我们让了步，但学生得寸进尺，越闹越大，北京城已经陷入动乱，所以我们必须军管。这话看来也有些道理。广场后期运动的失控和混乱的确是不容否认的。当时，不少民运人士都对此表示忧虑和无能为力。戴晴在六月四日说：直到六月二日之前，她都是支持戒严的，认为天安门应该军管。据我所知，持此看法的民运人士远不止戴晴一个（顺便一提，连戴晴等民运人士到后来都赞成戒严，其他那些由原先反对戒严而后转为支持戒严的人一定就更多，这是戒严令终于能够实施的基本原因。这证明了强硬派压制民运的主观意志，只有在得到相当一批人的自觉支持的条件下，才真正有可能转化为实际的压制行动。这再次向我们揭示出权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再次证明了那种认为只要邓李杨下定了压制的决心，压制就必然发生的观点是肤浅的）。但是，戴晴说，她实在没想到所谓戒严会搞得那么残酷（事实上，所谓戒严比戴晴在六月四日所意识到的还要残酷，当时她认为自己是不会被捕的，她说，如果连她都抓，‘夫复何言！’可是，她很快就被捕了）。相信这也是许多一度支持戒严的人们的共同感受。然而，如果戴晴等人事先能够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她们本来是应该料到这种结局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共真的只是为了恢复秩序，那么，为了解决天安门广场上的混乱，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立即宣布接受示威者的条件。不错，我承认，假定中共作此宣布，民众还可能得寸进丈，受到胜利鼓舞和相信自己力量无敌的人们很可能立即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由于中共这一宣布，人民对当局不再有任何恐惧，因此很可能有更多的人群、更多的地方会发生更强大的民主运动。不过，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只说明中共的此一退让已经作出得太迟。为了克服这一情况，中共当局大概就必须一下又作出比示威者提出的要求更多一些的让步。一九八七年春天南朝鲜爆发学生示威，也大有无休止之势。光州屠城事件的元凶、当时的总统全斗焕最初打算再开杀戒，遭到党内强烈反对。以后，由执政党总裁卢泰愚出面，一下子作出了比学生的基本要求更多的让步，遂使形势得以缓和。

当民众向政府举行巨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那表明政府的权威本身已经遭遇到极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出令大部分民众满意的让步，要么实行严酷的镇压。前者是用赢得人民的信任的办法重建权威，后者是用使人民陷于恐惧的办法来重建权威。一个人民既不信任又不恐惧的政府是无法立足的．中共既然拒绝作出令人满意的让步，它就必然要采取严酷的镇压．所以，它的所谓戒严，其目的决不在于仅仅是恢复广场的秩序。它必须要恢复的是人民对它的恐惧。由于人民的勇气已经通过民运而空前提高，因此它就必须采用空前恐怖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六四屠杀的滔天罪责完全在于中共。这点毋需再论。不过，从民运方面来说，我们输掉了一场本来可以获胜的斗争，我们应当负另外一种责任。

如前所说，八九民运到后期失去自我控制，未能见好就收是一大失误。然而我们又承认，我们几乎不可能要求这场运动具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和很难企求它会有享有足够威信的智勇兼具的领袖的指挥。那又该如何看待这个责任问题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回头去考察这场运动。

十二、缺乏足够共识是八九民运失败的基本原因

事实上，作为一场有上百万人投入的、持续近五十天的群众运动，我们必须说，它的自我控制已经相当出色了。在很长一段时期，运动的基本目标都是相当明确、统一的，运动的组织纪律都是相当令人赞叹的。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识，是千千万万个参与者的坚强共识。正是靠着这种坚强的共识，才使得本来很不坚强的组织一度表现出极为坚强的整体行动力量，才使得本来缺乏足够威信的年轻领袖一度表现出相当的具有权威。构成这种共识的观念来自何处？来自在此之前众多的民运人士的长期的、大量的努力。一大群来自四面八方、以前素不相识、更不曾共同排练过的演奏员，在没有一个公认的高明指挥的情况下，竟然成功地合奏出一支支高度和谐的乐曲，那是因为每一个演奏员早在集中之前就各自独立地把乐谱烂熟于心了。因此，只要有人起了音，一切就像预先统一准备好似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了。如果说这场起先是近乎天衣无缝的演奏后来乱了套，那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轮到后面这几段，各人原先的乐谱是残缺不全的。如果说一场成功的群众运动需要有十条共识，那我们已经有了九个。所以它取得了那么惊人的进展。所以它功亏一篑。八九民运未能做到见好就收，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大多数参与者本来就缺乏见好就收这一策略原则的明确观念。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长期以来，我们民运人士在研究和阐扬民主理念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是，我们往往只注意了对民主的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对民主化的研究：只注重了对目标的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对过程的研究。我们热心于推展群众运动，我们对在现阶段适宜提什么口号、采用什么行为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天时地利等等都有过很不错的洞见，但是我们却相对地忽视了对运动过程之中的进退动止，对于群众运动的各种政治行为特征以及如何使运动不失去必要的控制等问题进行仔细的研讨和广泛的传播。‘行成于思毁于随’。思考上的懒惰招致行动上的报复。什么是运动？运动就是观念掌握了群众。运动的失误反映了观念的不完整。在这一点上，正是我们这些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并以推动中国民主为奋斗目标的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学运的文章中，提到过群众运动常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倾向。当时也计划着写一部对民主墙以来大陆民主运动成败得失以及未来斗争的目标策略等进行详细研讨的东西。后来因诸事缠身，时写时缀，终未能竟。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只是忙于呐喊助威、广造声势。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一文时，我心中已隐隐感到为时晚矣。我并不能肯定，我要是在半年前或一年前就把我对此类问题的系统观点公诸于世并努力使之能让国内的民运人士见到，到底会起多大作用。但是，我没有及时地做好我能够做好的份内之事，这不能不使我十分痛心。

十三、对‘见好就收’的几点说明

对于‘见好就收’这一策略原则，有人提出一个很实际的疑问。现在回过头去看整个八九民运。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运动在五月十六日阎明复赴广场谈话后撤离，或者是在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发表书面讲话后撤离，当是最佳时机。但是这个最佳时机在当时怎么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呢？四．二七游行后的形势就是‘好’了，可是后来的事态证明，在四．二七后不是‘收’而是继续‘上’，完全可能得到更大的一个‘好’。因而运动若是在四．二七后便‘收’未免就不合算了。问题是，等到五．一六或五．一七时，谁个又能断定那已到达最好？谁个又能肯定再上一步就必坏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五．四之后，北高联负责人周勇军等认为应见好就收，遂宣告五．四后复课。结果遭到很多学生反对，被撤掉主席职务。五月十二日，一批更激进的学生开始准备绝食。绝食行动的发起。迅速地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五．一七、五．一八。又有不少学生领袖（包括吾尔开希）主张收兵，又遭到否定。五．一九中共颁布戒严令。但在此后的几天之中，民运形势不但未见衰减，反而呈现出更为壮观的形势。可惜这种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形势未能持久。那时候多数人才终于发现，最佳时点已经过去了。这样看来，只是懂得‘见好就收’的原则还是没什么用处的，因为这条抽象的原则本身并不能告诉你何时是‘最佳时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从四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大多数策略原则。本身都是抽象的，它需要人们正确地应用于实际。这就离不开经验和直觉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二，这些抽象原则毕竟还是十分重要的。八九民运之所以未能见好就收。在更大的程度上，还不是因为人们对何时为最佳点有争论，而是因为有相当一些人头脑中本来就没有见好就收的概念，而是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如果广大民运人士都对‘见好就收’的原则有明确的共识，八九民运的结局断然不致如此。另外，第三，西谚云：‘更好是好的敌人。’人们常常是贪图‘更好’或‘最好’而不重视已经到手的‘好’，结果反而得到了‘坏’。中谚云：‘过犹不及’，是说事情做过了头和没做够都是不好的。但相比之下，‘不及’者尚可增补，‘过’了很难倒退，因此我们要宁可失之‘不及’而不要失之‘过’。现在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即使学生在五．四之后就复课，其后果也肯定要比在五．一八之后仍不撤离好得多。最后，第四，搞政治不是做一锤子买卖。‘见好就收’的意义不仅在于得到了‘好’，更在于它有助于开启一种双方良性互动的新局面。‘见好就收’并不是‘见最好就收’，也就是说，它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赢得了‘最好’后才收。因为这裹的‘收’并不是永远的停止，而只是一个轮次的结束。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在朝野之间建立起另一套不同的行为规范。‘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真正价值在于建立新规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十四、战斗打响后我们发现：武器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未能在八九民运之前对有关民主化过程、有关运动的进退动止、有关群体心理与行为特征、有关非暴力方式的各种技巧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阐扬。这是我们真正的失误。之所以是真正的失误，乃是因为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有条件去做的。海外自不必言（不要低估海外民运、海外舆论对大陆内部的影响）。即使在国内，这种条件也是存在的。众所周知，在前两年，国内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不少很‘反动’的书籍都有可能公开出版或是以‘内部读物’之名流行（例如《古拉格群岛》、《一九八四年》等）。至于各种大小讨论会、民间沙龙，言论几乎是百无禁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充分地运用这些．条件。我们早就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老实说，我们也是这场风暴本身的制造者之一），它果然来了，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猛烈。我们终于等到了用武的大好机会，然而就在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还没有把武器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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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详细论证了，八九民运一度取得伟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亏一篑、反胜为败。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赞同这一分析。不过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反对意见可分为三类。一类反对意见是认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原则根本是大废话，并把它等同于股票的投机。我在第四章已经指出，任何策略原则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为它抽象就否定它的意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学中博弈论裹囚犯难题的一种简明的概括。它涉及是两个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间互动的关系，因此不可与买卖股票这种一个自由意志面对盲目的市场波动的情况简单比附。‘见好’不是‘见最好’，建立良性互动不等于投机，等等。第二类反对意见，承认‘见好就收’原则的正确，但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中并未出现过可以称之为‘好’的时刻，对这种意见的反驳，本书第四章的第六、七节已有充分论证，兹不重复。这裹我要着重再谈的是第三类反对意见，有人指责我关于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批评是‘脱离广场实际’，是一种‘书生气’的‘想当然’、‘理想化’，是分不清‘应然’与‘实然’。他们坚称，要让一场群众运动自我控制根本就是办不到的，有人还郑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运中，这种如脱缰野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最后，这些朋友批评说我的观点纯粹是关在书斋裹的闭门造车、是沉溺于文字游戏：并教导我要具备一点中国民运的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我不论在撰文或是在讲演中，从来不摆出‘老资格’的架式：‘因为我参加民运的实际经验比你们都更丰富，所以你们应该听我的。’我深知，资格并非论据。一旦你抬出‘资格’什么头衔，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方接受你观点的意愿，那多半表明你对于你所能够运用的理论和事实材料的说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当我看到一些在实践经验上远远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评我不了解实际时，忍不住会有一种滑稽的感觉。这当然是题外话。

对于第三种反对意见，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答复。

第一，八九民运决不是单纯的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一场有百万人参加的、没有统一组织指挥的、前后持续五十天的群众运动，竟然没有出现什么打砸抢烧一类事件，这在整个非暴力抗争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否认参与者的广泛共识和自我约束，把它仅仅称为情绪的宣泄，显然极不公允。一般来说，要让一场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避免出现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极难极难的。而要让运动的主体队伍做到能进能退则比较容易。八九民运做到了难而未做到易，那说明不是群众运动自身的性质注定了它做不到能进能退，而是因为群众的事先缺少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在广场上，那些主张见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赢得上风，除了广大参与者事先缺少有关良性互动的思想共识外，大概也和这些温和派民运领袖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缺少足够的坚定性有关．

严格说来，在群众运动中，并非总是谁的主张愈激进谁就愈容易占上风：确切地说，是谁的态度愈坚决谁才愈容易占上风。主张的激进与否是一回事，态度的坚决与否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本身也许是很温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危，影响到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历史走向，你就应该、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张。有了高明的主张而没有坚决付之实施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是注定吃不开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都担心，在未来中国大陆政局出现重大转折关头时，那种更成熟、更正确的主张能否占据支配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深入展开有关各种问题的严肃的争论，以求获得最大程度的共识。一旦事变到来时，我们就必须十分坚决有力地贯彻我们的主张。所谓宽容，无非是说你必须承认和尊重对手的权利，决不意味着回避针锋相对的争论。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张更正确、但缺乏将自己的正确主张贯彻到底的顽强意志、害怕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的人，决不是有风度，而是政治上的软弱的低能。我希望一切对中国民主大业抱有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务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种观点，其最大的谬误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将构成对群众运动本身的强烈否定。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注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么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从此以后，我们都不要去鼓励、去支持、去发动、去参与这种危险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自己从原则上就控制不了火势，那么我们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励任何别人玩火。

也许。这些朋友会说，可是群众运动都是自发产生的呀！

不对。任何一场稍具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都是在得到社会其它阶层人士广泛而深刻的同情、赞许和支持与参与的情况之下才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更不必说它在启动之初常常需要一种对之鼓励的社会舆论气氛。否则，它既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扩大。当我们说八九民运是自发的运动时，我们不过是说，这场运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组织事先策划和统一发动。但是所谓自发的‘自’是包括了我们大家在内的，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行动造成了这场运动。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以暴力斗争的方式争取民主是不可取的。原因是暴力方式会造成较大的社会代价和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等消极后果。所以这些人都明确宣称自己不主张暴力斗争。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的人，在认真考虑到失控的群众运动也很容易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时，难道不应该同样明确地宣布自己不主张群众运动这一立场吗？

这裹，我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我们究竟还要不要搞群众的民主运动？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样毫无争议。四．一五后，北京数万大学生走上街头，当时北京不少人士，包括一些知识界人士，最初的反应是审慎的，忧喜参半的。喜的是这一代大学生关心国是、追求民主、勇于斗争。忧的是街头运动常常由于做不到有理有节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以后大学生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策略技巧和自我克制，给所有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其实，大学生自己也知道群众运动容易失控的毛病，故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都不愿意让社会上其它阶层的人士卷入。）我一再强调的是，不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领袖和组织，而是立足于普遍的共识，八九民运曾经极其出色地做到了必要的自我控制。可惜到后期，由于策略思想的分歧（围绕着‘撤’和‘留’的问题），那个把千千万万的人群协调起来的共识不复存在，广场上愈益混乱和失控。刘晓波等四人的绝食宣言第一次公开批评学运的失控，试图把已经陷于混乱的运动重新协调起来，但终未成功。

五、我们还要搞群众运动吗？

六四屠杀造成了两个不容易忽视的消极后果。其一是削弱了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在前一章对此已有论述），其二是动摇了人们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或曰街头运动这一方式本身的信心。不少人觉得，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八六学运和八九民运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八九民运，损失惨重，国内政局全面大倒退，有鉴于此，今后我们还搞不搞群众运动？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如果人们对群众运动本身都失去了信心，你怎么还能指望有新的民运高潮的到来呢？

六、再谈八九民运的成败

这裹又要涉及到八九民运是成是败的评价了。我一开始便有详细的论证。然而仍有人提出异议。有人说，由于八九民运中口号庞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的，因此你无法检验其后果是否达到初衷。这些人认为我所说的‘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的目标不过是我个人头脑中的臆断，并不存在于现实的运动之中。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且不说在八九民运中，争取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成立独立组织、与官方进行公开的平等对话等项目标（我所谈‘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即是对上述要求的概括）本来是很明确、很集中的，就算我们用更笼统的说法，八九民运既是一场民主运动，它的目的当然是反对专制、促进民主。因此，判断其成败就很简单，那就是看运动之后，整个社会是更民主了还是更专制了。以这个标准来看，八九民运的结局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

不错，由于一场政治事件常常会引出多方面的后果。所以要评断其成败往往并不容易。比如说，历代农民起义，都没有实现起义者建立均平社会的理想，但是它们常常赢得了新的统治阶级的若干让步。再比如，民主墙运动中，民间刊物被取缔了，但与此同时，官方刊物变得更开放，上层人事也发生了有利于改革派的变动。马克思说，在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革命在镇压下革命后，转而实行了一些革命派提出的要求。这叫做‘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对此一论断，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此处姑且不论。但是八九民运的情况显然不属此类。六四之后中国大陆的倒退是相当全面的，谁也不会否认，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是变得更专制而不是变得更民主。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硬要说它没有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是的，八九民运帮助提高了海外民运人士的知名度。但是，我敢断言，绝大部分海外民运人士都会认为，他们宁肯不要这种知名度，如果八九民运能有另一种结局的话。

七、是帮助、提高民运，还是取消、否定民运？

显然，八九民运的结局乃是广大参与者很不情愿见到的。正是由于这种始料未及的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不少人已经对今后是否还投入类似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大家讲清楚：民主运动是可以避免失控、因而是可以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的。然而，有些朋友却要大声驳斥我们，说：不对，希求群众运动做到自我控制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在不可能存在有效而统一的政治组织的今日大陆，群众运动注定了只能如脱缰野马而不可控制。我请这些朋友认真地想一想，假如大家真的相信了你们的观点，认定民主运动只是一辆没有刹掣的汽车，那么，面临着崎岖险峻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之路，谁个还会去搭乘民运之车呢？这种观点客观上是在帮助民主运动、提高民主运动的水平，还是在否定民主运动，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吗？

八、没有正确反思，就不会有下一次民运

对于我这篇不得不如此冗长的文章，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裹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人类毕竟是经验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过去的经验，确切地说，（因为经验需要诠释）依赖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如果我们拒绝对经验进行深刻正确的反思，其实就是听任那些肤浅而错误的观念支配我们。为什么中共强硬派有人说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无非是他们寄希望于人们肤浅而错误地总结经验从而陷于消沉悲观而已。像上面列举的一些错误观点，论者何尝不以为是八九民运的经验总结，但其实却正好完全落入了专制者为你预设的观念陷阱。换句话，专制者巴不得人民相信民运失败不可避免、民运自身的失策不可纠正一类观点，因为一旦人们相信了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奋起进行更坚定、更高明的斗争，而专制统治本身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说，我的那些批评者的确是给民运帮倒忙。

结束语

记住，在政治上，知难而行易

孙中山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知难行易’。一位伟大的实践家、行动家，如此强调认知的价值，这一点乍一看去是令人费解的。其实那正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最关注实践、最长于行动的人、最能体会到正确的认知对一椿成功的伟大运动的决定性意义。六四之后的中国大陆，为什么人民的反抗活动反而大大减少？那正由于人们的认知普遍地发生了故障。在残酷的镇压面前，一般人当即汲取的教训通常是消极的。与此同时，某些流行的观点（例如，认为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等等），虽然偏向激进，客观上却是加强了那种普遍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大力强调从积极方面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它是构成民运再出发的基础与前提。

一九九O年三——十月

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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