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36周年 也请不要忘记平民抗暴者。他们有的已被判死刑,有的是经历漫长的牢狱后,因为当局的继续迫害,以及漫长的狱中生涯使其与社会脱节,他们中很多人生活艰困。我很感恩澳大利亚孙立勇大哥一直记得他们并帮助他们。
朱更生:六四大屠杀时,因为声援大学生,阻止坦克进城,被当局以“反革命緃火罪”判处死刑,终生剥夺政治权利,其后改判死缓。后服刑22年,在狱中遭受无数酷刑,于2011年出狱。出狱后他与高龄母亲相依为命。
我曾打电话给他:他说即使被入狱,也没有认罪,即使认罪悔过可以减刑,他也没写悔罪书,因为他自认没有犯罪,监狱应该关押的是抢劫犯、杀人犯,而他当时只不过为了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表达老百姓的心声。
最让我落泪的是,他说自己的心中从未对当年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不曾对今日人们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忽略感到不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使中国的制度发生改变,得需要许许多多的人,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五代人去做出牺牲。历史早晚会说明一切的,他们镇压也好,遮遮掩掩也好,但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这段历史,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这件事早晚会公之于众的。这属于中国的一段重要的历史。”
2014年母亲去世时,听闻他无钱葬母去借下高利贷,我委托友人从德国带了一点钱给他。不是大数目,谨代表我对他们的注目和尊敬。
我为他们在自由亚洲写过文章,其中包括这样的内容:
一群平民与屠杀军队、坦克、鲜血狭路相逢,他们无路可逃、他们血气方刚,有人点燃军车、有人把填满油漆的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独裁者头像……。
长安街头鲜血干涸、火焰熄灭后,他们被称为“六四暴徒”“纵火犯”“泄密者”投进监狱,与强奸犯、小偷们关在一起,政治犯的生存的临界点是难以想像的酷刑、被扒光、被逼生吃蛔虫的凌辱,他们成为抽去思想仅具有劳动力价值的工具,生产橡胶手套、羊毛衫的狱中流水线,细小的羊毛飞舞、滑石粉弥漫、湮没了他们的青春时代……。
我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相信,天安门运动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包遵信《未完成的涅磐》一书中能够赋予八九民运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的知识份子群体。大多数人和《子弹鸦片》中的张茂盛、董盛坤一样,看到8岁的小孩子被枪杀,看到军车朝人群开枪时,就会血气上涌,大喊“王八羔子怎么能杀人呢”,他们随手点着了军车,动作一气呵成,在我的价值取向中,这完胜“公车上书”。
我们看了太多天安门学运中“精英”的故事,精英带着醒目的标签和光环,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世界的舞台有一定的“话语权”。武文建曾在访谈中问“没有话语权就没有历史吗?”
平民抗暴者因话语权的缺失,他们失去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功利的人们的尊重,他们的刑期远超当年的学运领袖,他们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待走出监狱后,世界早将他们甩在身后,他们重新去认识和承受枪响后的时代里遍布的人性荒芜。抗暴者刘仪16年牢狱生涯结束后成了小摊贩;抗暴者朱更生出狱后母亲过世竟无钱安葬……我大放悲声,却觉得自己根本不配也绝不能使用“同情”这样的字眼。
笔者和画家武文建在电话中交流,他数落了出狱后的世态炎凉,却听不出幽怨,还有着自嘲和嘲讽他人的底气。
武文建:六四事件不光是大学生、也不光是学者精英,其实更受苦的就是这些民间百姓,他们付出的更多而没人知道。从八九以后知识精英群体,一直对底层民间的暴徒这一块儿好像集体沉默似的。
有一次,我给张茂盛打电话,告诉他我不是六四亲历者,只想告诉他,我们还记得他。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到抽泣声。然后他感谢了我的记得。我非常惭愧,该说感谢的不应该是我们吗?
2016年六四最后判缓刑的死囚苗德顺出狱,在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工作已从德国之声到自由亚洲,我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他出狱的时间点之后,亦无消息,我打北京监狱管理局、延庆监狱……皆无音讯,有人说他已精神失序。我恨自己的无能,无法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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