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了。
纪念是必须的，那一年的血泊里有太多值得纪念的人和事，活下来的人更没有忘却的资格。
但除了纪念，也许我们还该多做点什么。
我们该想想从那时开始我们向前走了多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没有比那些年龄已经无法继续增长的人，那些倒在当年血泊中的人，更成熟一点。
无需讳言，当年的学生 是幼稚的，毕竟他们也只是被命运选中的普通人。许多死难者，为阻止军队暴行倒在长安街上的北京市民和外地进京的群众，许多活下来但因“参与过事件”被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在事发时都只有满腔热血而不曾深思熟虑。
从柴玲后来广受人诟病的采访发言你就能看出她当年的幼稚。
除了在表述时容易授人以柄，给中共宣传部门机会栽赃，说当年的学生领袖“期待流血”之外，更幼稚的其实是期待无辜者的流血能唤醒民众，能激发当局的反省，能起到配合上层“开明派”的政治效果。
但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在一个伤害链系统中，输出伤害获得的只会是奖赏，令民众流血，令无辜者流血，只会加强输出伤害一方的地位。
中共是邪恶的，但当年的学生没有认清它的邪恶。
当年的学生和其他抗争者真的是以一种孩子对母亲的心情在对待“党”，对待“祖国”，真以为自己的流血会令母亲心痛，以为自己的苦难能换来些什么。
而且在其后的反思中，许多人想的是“学生能怎么做得更好一点”，这好，指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党国的怜悯，怎样才能促成党国的改良。
他们以为中共是可以改良的。
直到36年过去，仍有人这么以为。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以为？
因为幼稚。
出身于巨婴国的抗争者，饱受中国文化传统和党文化宣传话术熏染，在精神层面被无数次阉割过的头脑，通常无法避免这种幼稚。
象婴儿一样幼稚，象婴儿依恋母亲、信任母亲一样依恋和信任党国，是他们和其他族群不同的抗争起点。
可是，已经36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精神层面也该有些成长了。
36年前我们失去了天安门广场，从6年前开始我们又渐渐失去了维多利亚公园。
香港人在2019年的抗争中表现得更成熟，不论是较为克制的和理非们还是行动上略激进，但仍以防守为主调的勇武。
但香港仍然沦陷。
要认清中共的本性是困难的。
认清它的本质，认清它伤害链系统的本质，则更加困难。
但不认清它的本质你就搞不清你和它之间真正的关系，由此找不到问题的解法。
伤害链的本质是什么？
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是通过垄断暴力保持伤害力落差，通过阉割被统治者从思想到行动上的反抗能力，创造上对下的伤害权，维护“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形成一环压一环的伤害链条，来维系自身的存在。
在伤害链系统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蛆虫和牛马的关系。
虽然这关系一直被包装成“党啊亲爱的妈妈”/祖国母亲和“不论多少岁都仍是孩子”/巨婴的亲情关系。
但蛆虫和牛马并不是同一个物种，绝不可能有同样的利益立场。
蛆虫是不会心痛牛马的，不论牛马的生活过得多么悲惨，不论无辜的牛马流多少血，对未来有多绝望。
36年了，牛马们该认清这一切了。
那是蛆国，不是祖国。
那是由蛆虫建立的国家，是为蛆虫的利益服务的国家，是由前任蛆王毛泽东一手制造过巨大悲剧饿死过亿万牛马，又由现任蛆王习近平制造过三年清零坑死过无数牛马的蛆国。
身为牛马你们还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国家，所以你们才会在“自己的祖国”里颠沛流离，才会总是因赤子之心招致屠杀。
牛马向蛆王争权利，只能是与虎谋皮。
亿万牛马唯一的出路，不是争取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促成中共“改良”。
是推翻蛆虫的统治，瓦解伤害链系统，基于和伤害链逻辑不同的底层逻辑，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是从根本上改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是拒绝再象婴儿仰望母亲一样以子民的身份仰望统治者，以嗷嗷待哺的心情期待统治者恩赐下一点“正当权利”。
是在精神层面从跪着的状态站起来。
是成为建国者，承担起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该承担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从六四血泊中幸存下来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建设出一个让自己当年的战友、同学们不会无辜丧命的国度。
36年了，这时间已足够让一个个青葱少年少女，长成能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父亲母亲。
也足够让当年认蛆为母的青年少年们，长成有能力反思当年幼稚心态的成年人了。
“祖国”，没有杀死过自己的孩子。它在杀死六四死难者时不会心痛，是因为你们曾歌颂的“祖国”，曾仰望并依恋信任的“祖国”，从未存在过。那只是蛆国包裹自己的华丽外衣。
蛆国是属于蛆的，杀死牛马的孩子它怎么会心痛？
而你们，牛马们，牛马的孩子们，没有掌握过军队的伪中产们、白手套们，你们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国家。
除非有一天你们亲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否则你们永远会在被称为“祖国”的土地上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36年了，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