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年6月4日，我在纽约参加了六四36年的第三个讨论会。出于种种原因，我在这几个场合未发言。

今天，坐在会场，聆听着发言，难以抑制地想到了今天是36年前的我的“夺命大逃亡”的起点。这两天，吴仁华兄（@wurenhua）在台湾和海外社交媒体上连载我们的逃亡故事。感谢这位南平房6号的邻居、政法大学的老同事，他的文字让我逐渐找回那些被时间尘封的细节。

如果说，八九运动是以悼胡为起跑线，那这个平房就是发令枪。当时政法大学有40位青年教师住在这个小平房---学校的政策是，无论单身已婚，每人一厨一室一厅，1986年的北京三环内能够有这种住房待遇，算得上“天上人间”吧？
胡去世的次日下午，政法大学师生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将悼念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并且还有一个十来分钟的悼念仪式。这一行动的决策与执行，都发生在小平房。整个八九期间，政法大学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行动，多是在这片平房里策划执行。36年过去，有些人已告别人间，有些人现在是大学或学院的领导，出于谨慎，我不在此谈论细节。

天亮时分，刘苏里和吴仁华带领40余名政法学生从广场安全撤回，回到平房。如果政法大学有学生死在广场，这2位老师的压力有多大？这些学生都是他们招呼去广场给绝食四君子维护秩序的。

苏里兄耐克鞋上的血迹、教学楼前抢回的学生遗体、天空中呼啸的飞机、政法大学主楼前疾驰的军车——一切都营造出一种恐怖氛围，仿佛解放军随时会冲进校园抓人杀人。一位老师焦急地说：“赶紧逃吧，他们进来后，会冲着你们几个来的。”

此前，我曾在社交媒体上提及，一位如今已成为大富豪的政法大学同事协助安排了北京段的逃亡。他先将我们安顿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位中共老导演家中。这位朋友帮我们与外界联系，购买火车票，最终在硝烟弥漫的北京送我们登上了逃亡列车。

记得王军涛兄曾说，若找不到我们几个，他绝不离开北京。为此，苏里兄甚至正儿八经地理发、化妆，出门与军涛兄接头，确认逃亡路线。仁华兄此刻与一位美人故事打开了第一页。此后延续到了美国。。。记得我还和苏里兄起草了一份入狱声明，打算登报公开发表，但在被提醒极度危险后，只得作罢。最终，我们登上了北京站的逃亡列车。

纪念会上，郑旭光兄（@xuguang1989）问：“为何八九年关键一战我们输得如此惨烈？”借他的话，即便我们输了，何必36年后还这般纠问？一次就能赢，当然好；若需再战才能赢不也正常吗？捷克人1968年失败，1989年不也赢回来了吗？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权党国，牧师邵俊说认为，这地方没有上帝，被魔鬼霸占着。如此这般，输了一次又如何？

有发言者感叹，36年后我们仍在海外流亡。我一向是喜欢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这句话，而且，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

一个党国极权国家的人能亲历一场关乎中国与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言，“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呼吁民主、人权和结束猖獗腐败”——何为遗憾？

我是八九事件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亲历者，良心拷问后，我的答案是：我和我们没有做错什么。虽然我认为胡平先生@HuPing1
“见好就收”道理对但实际无法操作，但他今天说，36年前那场运动“和平、理性、自律，简直是一个奇迹”，我却说不出半个不字。

如果有错，是我们当初天真地相信党国极权共产党会改革，愚蠢地不会相信它会在北京用几十万正规军杀人。
我们努力了，我们没有做错过什么，但我们“最后输得如此惨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对付邓小平的三十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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