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民运是一个整体,本质上无海外和国内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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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民运的配合
一百一十四问:孙中山的革命,发起于海外,成功于国内。你在海外从事民运已有多年。请问,海内外民运如何配合运作?
答:其实,中国民运是一个整体,本质上无海外和国内之分。分一下,只是表达战场和活动方式的某些区别。如江泽民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访问美国,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与侨学界举行示威,要求释放在押的民运人士,要求民主改革。在西雅图的一次江泽民记者会上,第一个提问的就是民运人士,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民运和言论自由的问题。民运人士以记者身份,面对面质问江泽民:人民日报可以在美国发行,为什么《中国之春》杂志不能在国内发行?搞得江泽民措手不及,其回答更是不着边际。这些活动,表面上看,好象是纯粹的海外民运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所传达的诉求与信息,除直接进入了江泽民及其随员的脑海之外,还通过传媒,通过人们的进出中国,甚至通过江泽民的随行人员,带入了国内。她最终的影响,还是发生在国内。实际上,影响江本人,就是很妙的国内工作。国内民运由于条件所限,平时还不能让江直接听到民运的诉求。九七年他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外 面一片要求民主的口号声。听众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脱口说,将来中国也会有这些活动。说明,他的脑子是明白的:美国比中国民主得多。也说明,海外民运的活动,起码叫他不得不面对某些在国内碰不到的问题。
我举上面的例子,是想讲明,所谓海外民运,是一种简称,全称是“大陆民运人士在海外从事推动大陆民主化的活动”,即使是纯粹的海外活动形式,其最终影响目标仍然是国内。
实际上,海外民运人士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国内直接的民运活动上。如海外民运人士通过派人回国,通过电话、传真,通过电子信件,随时于国内人士沟通,共同为国内的独立工会和反对党的诞生而催生。
回顾我多年从事海内外民运的配合运作,有几点体会值得总结:
第一,在八十年代初,当国内主要民运人士通通入狱的情况下,海外民运具有旗帜和鼓舞作用,同时,延续了民运火种。
第二,海外是理论研究的基地;海外民运应当给民主中国提供立国的精神支柱和建国蓝图。因为,中外生活的双重经历,尤其对民主国家民主程序实际运作的了解,可使民运人士融汇中西,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政策、新宪法。
第三,海外民运是训练民运骨干的场所。从理论修养到实际操作,从破除专制制度到建立民主政体,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民运人士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和现实体验。看一看当前台湾民进党的重要骨干,有一些就经历过海外反对运动的磨爬滚打,如许信良和彭明敏。
第四,海外民运向世界传播中国民运的信息和诉求、并寻求国际支援。
第五,海外民运应当与台湾、西藏、新疆的反对中共专制的集团加强沟通与合作,与海外侨界、各国朝野加强联系,建立最广泛的反对中共专制的同盟军。
第六,在国内各个分散的民运力量尚不能充分横向联系,不能建立健全的统一性全国组织的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暂时担当整体运动中枢协调人的角色,是不可 避免的,而且是应当的。
第七,海外民运派人回国,可建立各地的民运组织,培训民运骨干。在目前国内不能允许反对派公开活动下,各个国内的民运组织应与海外临时协调中心单独联系。特殊状况发生时,在海外协调中心的统筹安排下,国内各民运团体应横向联系,迅速集结,与海外的归国人员共同组成指挥中心。
第八,海外应提供国内某些民运人士的活动经费。我的意见是,国内职业革命家和城市民运机动小分队的经费,可由海外民运筹集。
第九,海内外民运的沟通管道应做到多样化、畅通化、联系固定化。所谓多样化,如跨国公司形式,来回跑生意的形式,回国省亲形式,观光旅游形式......一切管道都要利用。我们有时甚至派秘密成员与中共高级访外代表团接触,并委托他们往国内携带贴好国内邮票的材料和信件。俗话说,(煤油) 灯底下最黑,他们成为我们秘密宣传品的携带者,是非常安全的。现代化的通讯联系,如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更要利用。
第十,有条件时,国内的民运人士可短期出国,进行培训。
第十一,国内被中共通缉、有危险的民运人士,海外民运应负起救援任务。上海著名工运人士王辅臣和姚庆祥,被中共追捕。他们与我通上电话之后,我们立即 与有关方面合作,派人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救助。两周内,他俩顺利抵达法国巴黎。至于八九年六四屠杀后,海外更是总动员,把民运人士大批接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