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這時我已遷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衛生部副部長。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內,很少回家。可是一回來,嫻(李志綏妻子吳慎嫻——編者注)就同我說,幾乎天天晚上,來人抄這三位副部長的家。時常敲錯門,敲打我家。嫻很害怕,萬一抄錯了,進來將這四十 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有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
我抱着這四十幾本雜記發愁,不敢在家裡燒,怕鄰居懷疑而揭發,又沒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將這些雜記帶到中南海內一組,即毛澤東的住地。靠南牆的小院內,有一個焚化爐,是為了毛澤東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銷毀之用。我就用這個爐子焚燒。燒到還剩下十多本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裡。他問我,現在正是抄家的時候,江青的廚師告發我,在一組燒毀文件。我告訴汪,我燒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筆記。汪說,筆記有什麼要緊,何必燒。我說,這些筆記都同毛有關係,留下怕惹禍。汪說,你一燒更惹禍,這個廚子如果告訴了江青,就完了。我回到一組,看到剩下的十幾本日記,心想這些留下來是禍害,反正已經燒了,再燒一次吧。第二天汪東興又將我叫去。這回他急了,對我嚷!“叫你不要燒,你還燒。主席的廚子來告你的狀了。這事要鬧出去,就成了大問題。你再不聽話,我把你關起來”。我向汪說,已經燒完了,再也沒有可以燒的了。這就是我積累了十幾年下來的日記的下場。文化大革命中間,我一天到晚提心弔膽,片紙支字都沒有保存下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歷。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