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這時我已遷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衛生部副部長。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內，很少回家。可是一回來，嫻（李志綏妻子吳慎嫻——編者注）就同我說，幾乎天天晚上，來人抄這三位副部長的家。時常敲錯門，敲打我家。嫻很害怕，萬一抄錯了，進來將這四十 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有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
我抱着這四十幾本雜記發愁，不敢在家裡燒，怕鄰居懷疑而揭發，又沒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將這些雜記帶到中南海內一組，即毛澤東的住地。靠南牆的小院內，有一個焚化爐，是為了毛澤東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銷毀之用。我就用這個爐子焚燒。燒到還剩下十多本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裡。他問我，現在正是抄家的時候，江青的廚師告發我，在一組燒毀文件。我告訴汪，我燒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筆記。汪說，筆記有什麼要緊，何必燒。我說，這些筆記都同毛有關係，留下怕惹禍。汪說，你一燒更惹禍，這個廚子如果告訴了江青，就完了。我回到一組，看到剩下的十幾本日記，心想這些留下來是禍害，反正已經燒了，再燒一次吧。第二天汪東興又將我叫去。這回他急了，對我嚷！“叫你不要燒，你還燒。主席的廚子來告你的狀了。這事要鬧出去，就成了大問題。你再不聽話，我把你關起來”。我向汪說，已經燒完了，再也沒有可以燒的了。這就是我積累了十幾年下來的日記的下場。文化大革命中間，我一天到晚提心弔膽，片紙支字都沒有保存下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歷。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