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民运从伊朗事变得到的四项警示
王丹(上报专栏文章)

最近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不仅令整个地区紧张升温，也让全球对伊朗内部的政治局势再度投以关注。作为中国的海外流亡群体的一份子，我更关注的，是在冲突的阴影下，伊朗的流亡反对派的表现。因为，当我们反思中国流亡民主运动的现状与困境的时候，伊朗的经验无疑是一次值得深刻研究的他山之石。

从目前发展的态势来看， 伊朗的反对运动对于这次事变的反应是相当分裂的， 展现出来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例如， 一些前政治犯和反对运动成员，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强烈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认为战争只会摧毁基础设施、造成恐惧、压制异议，并无助于推动伊朗民主改革，主张立即停火与和平进程。流亡的前王储礼萨。巴列维呼吁以军攻击创造 regime‑change 的机遇，并重申自己作为世俗民主过渡力量的身分，但到目前为止，在伊朗境内得到的呼应并不强大，也并未引领出伊朗国内足以导致政权轮替的大规模反对运动。

这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多年来，流亡中的伊朗反对派虽然掌握着资源、媒体与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却难以与国内人民建立真正的连结。礼萨。巴列维作为伊朗末代王储，至今仍是最具象徵性的流亡政治人物。但是伊朗国内多数人视其为过去专制体制的遗绪，或是与外部势力过于靠近的代表。这种「象徵领袖」与「真实人民」之间的断裂，应当引起中国流亡的反对运动的深刻警惕。

中国的流亡民运，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至今，也已逾三十馀年。许多民运人士仍坚守理念，持续为中国的自由与民主发声，值得敬佩。但在全球与中国内部环境发生剧变的今天，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这样的民运是否仍能有效连结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否仍具备道德号召力与未来感？是否愿意从他国经验中汲取教训，寻求真正有力的转型？

从伊朗的事变中，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四项深刻的警示，作为中国海外民运反思与自我革新的参照：

一、人民不会自动拥抱流亡者——道德光环无法取代连结与行动 伊朗流亡政治人物长年以「反神权」与「民主代表」自居，却因脱离国内现实、无法承担风险、缺乏具体行动计画，最终无法赢得国内人民的信任与动员力。中国的流亡民运亦面临相似处境，过去的荣耀与牺牲值得尊敬，但这种象徵意义不足以转化为实质的政治能量。现代的中国青年不会因某人是「六四领袖」就自动追随，而更关心谁真正理解他们的处境、讲他们的语言。

二、体制崩溃不等于民主转型——政权更替只是开始，不是终点 伊朗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后，却建立了更为专制的伊斯兰政权，说明政权垮台不等于民主降临。中国的民运如果未能提出具体、清晰的过渡蓝图与制度设计，即便中共政权在某种剧变中垮台，结果也可能是军阀割据、民族冲突，甚至另一种形式的独裁。今日的民主，不是单靠政治激情就能实现，而需有扎实的制度设计与治理准备。这要求民运从单一的「反共」口号走向「建设民主中国」的具体规划。

三、草根与青年才是关键。运动需新语言与新世代接轨 伊朗2022年爆发的「女性．生活．自由」运动，证明真正有活力的政治动员来自人民底层，尤其是青年与女性。这场运动拒绝传统流亡政治人物的领导，表现出自发性、去中心化、代际正义等特徵。中国的流亡民运如果不能打破菁英主导的旧思维，与青年、女性、劳工、少数民族等群体连结，若不能创造出能与时代对话的新语言，那麽它就会沦为历史遗产，而非未来力量。

四、联合而不统一是反对运动的新型态。 多元组织的合作比单一领袖更有生命力 伊朗的经验显示，强行建立一个「统一领袖」的企图往往适得其反。礼萨。巴列维虽努力统整流亡团体，却因缺乏广泛信任与内部共识而屡屡失败。相对而言，那些由基层组织、跨族群合作网络所形成的鬆散联盟，更具弹性与韧性。对中国民运而言，与其设想一位「流亡总统」，不如打造多元互信的合作平台，让不同立场、不同专长的人共同参与未来治理的模拟与准备。

这四项警示，不只是伊朗留给中国民运的提醒，更是所有政治变革运动都需面对的结构性挑战。今日的中国流亡民主运动，如果仍沉溺于过去的荣耀记忆、内部小圈子的互夸与内耗，终将与真实世界愈行愈远。但若能诚实面对伊朗的经验教训，勇于承认自身困境，重新思考与人民的关係、与国际的互动、与未来中国的连结，那麽它仍有机会在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变革从来不会从外部直接带来，真正能推倒政权与建立新秩序的力量，始终来自人民本身。中国海外民运若真想成为未来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就必须从此刻开始，走出同温层， 走向真实的民众， 面对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