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他为何选择了太平湖?
北京有三个著名的湖,积水潭、昆明湖和太平湖。1918年11月10日,梁济跳入积水潭,自杀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纵身一跃,跳进了太平湖,却没有留 下一纸遗书。
这一天,他本该去文联接受批斗,但他独自一人去了太平湖。出门之前,他走到四岁的孙女面前,俯下身,拉着她的小手,用很慢的语速说:“和爷爷说再见。”他在湖边待了一天,而后自沉。
他笔下的人物,自杀的真不少:《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自沉护城河;《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支撑“裕泰”老字号不得而上吊;《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而自杀。
老舍曾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他没想到,自己的结局就是那一出最悲的悲剧。
这一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8月22日,他挣扎着出了院。23日,他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刚踏进大院,一位领头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立刻大叫起来:这是老舍!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住他!来不及作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萧军、骆宾基、荀慧生等29人一起,被抓了起来。
下午三点,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运送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那里曾是明清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一类四旧物资。整个大院烈焰熊熊,口号震天:“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分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29个中国文化界的精英,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着地,数百名红卫兵站在他们身后。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着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扣皮带,朝着他们狠狠地抽打。正值盛夏,黑帮们穿着单衣,铜扣皮带抽打在身上,一抽一块血印,衣服布丝都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黑帮们毫无躲闪之地。
萧军后来回忆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扣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年轻的时候进过军校,练过武功,此时此刻很想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他看到跪在他旁边的老舍先生,脸色煞白,额头流血,他就知道,如果他反抗,定然寡不敌众,结局不但是自己被打死,而且会连累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鲁莽行事,于是他强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终于,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唾沫。作家杨沫当时也在现场,三个月后,她在日记中追述了8月23日的情景: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老舍,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竟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性情刚烈的老舍再也无法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颅,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牌子。这样做的结果招来了新一轮的批斗。当晚,老舍还被送到公安局,被审问到深夜,半夜才获准回家。最后,红卫兵勒令他,明天一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第二天,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一本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没有人来寻他。到了深夜,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他绝望地向湖面走去。
8月25日早晨,有人在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遗体。
老舍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舒乙31岁。舒乙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办理老舍的火葬手续。介绍信上写着:“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办手续的是两个年轻妇女,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在北京,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那些被打死者的家属,都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北京第25中教师陈沅芷,1966年9月8日被学校红卫兵打死,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都和舒乙一样,没能得到亲人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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