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华人，包括我自己，都曾为 Lindy Li 助选过。在她落选之前，我还曾受当时华人募款委员会的委托，专程前往费城与她竞选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会谈。那次与她本人以及她的核心团队交流之后，我便意识到，她实际上并不真正信任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经验，也缺乏一般华人惯有的情商。她更倾向于一种标准化的美式竞选模式——按部就班地花钱雇佣职业经理人，而非真正扎根社区、理解选民。

她并不了解自己选区的选民最关心什么议题，也不尝试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获取支持。她的做法不过是机械地印发传单、在地方媒体上打广告，完全没有投入精力去倾听、去互动、去构建情感连接。这样的方式，在表面上看或许专业，实则远离了美国基层政治的本质——社区信任与情感动员。

如今，这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令人遗憾的是，Lindy Li 并没有太大进步。她在近期公开评论纽约一位穆斯林裔市长候选人时，仍然停留在一些过时话题的层面，言辞空泛、逻辑陈旧。她的辩论对手则是两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主持人，舆论的劣势几乎可以预见。

Lindy Li 的失败，说到底，是一种“技术型参政”的失败。她误以为只要有资金、有团队、有流程，就能复制一场成功的政治营销；却忽略了在美国地方政治中，身份、亲和力与选民感知的重要性。她与华人选民之间始终缺乏真实的情感连接，而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也显得表层、功利，最终被边缘化几乎是必然。

其实，这类问题在当前许多有意参政的华人中并不罕见。以 Andrew Yang 为例，他的问题同样在于抓不住美国社会问题的核心。他既缺乏对国际政治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深入理解，也未能深入挖掘美国内部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他在最初参选时，其实曾获得过马斯克和 Joe Rogan 的公开支持。如果他能有效整合这些资源，是有机会走出一条独立候选人的道路，并可能引发目前美国社会对第三党政治力量的高度呼声。

然而最终，他缺乏挑战建制派所需要的政治人格魅力与战略勇气，只留给人“好人先生”的印象。与其相比，如今这位年仅三十三岁、归化美国不过七年的穆斯林裔市长候选人，在选举主张上更具旗帜性，更能紧扣年轻一代关注的焦点话题，从而有效造势，形成动员。Andrew Yang 的失败，实质上是一种“理念型参政”的迷失。他原本有机会在“打破两党垄断”的舆论潮中形成独特号召力，但他在关键议题上始终含糊不清，既不敢正面回应中国话题，也无法提出深刻的结构改革方案。他在政治人格上缺乏那种既能打破常规、又能承担风险的领袖气质，更缺乏一种对体制真正挑战的姿态。最终，他的“中间路线”沦为一种无锋无力的妥协，失去了左右两边的支持者。

这种差别，值得所有关心美国政治的华人深思。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目前在美华人中，真正关心政治并投入行动的精英人数本就稀少，而这部分人往往也处于一种夹缝地带。他们既没有在华人社会中建立起广泛的认同感，内心对自身族群多有不自信，又在美国主流舆论中难以主导议题或制造话语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存在感普遍低下，在政治体系中很难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如果华人社群不主动突破传统、更新自身的政治动员方式，那么，他们将不仅难以在未来中美之间愈发复杂的博弈中找到自身独特的战略位置与机会，反而更可能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面临权利被削弱、处境被边缘化，甚至遭遇系统性歧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