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筑城墙，真相自埋种子

我们正身处在一个充斥谎言的时代。政权用话术、宣传、信息封锁筑起了层层叠叠的城墙，隔绝真实的声音，隔绝人的互信，隔绝独立思考的土壤。

这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早已警告过的宿命：当集权政治要“规划”一切时，首先必须摧毁真相的市场。没有公开辩论，就没有自由选择；没有自由选择，就没有个人尊严。最终，这样的体制不仅奴役了被统治者，也奴役了统治者自己，因为他们也只能活在谎言的回音室里。

在中国，这种城墙表现得尤为极端。

新华社发布的高考作文题分析里，我们看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典型操作：老舍、艾青、穆旦的文字被“重新解释”为民族抗战精神，却绝口不提老舍投湖自尽、艾青被放逐农场、穆旦在厕所里写检讨的屈辱。这不是教育思考，而是训练臣服——要求人们“联想”到他们想要的历史版本，抹除所有对专制压迫的记忆和想象。

长平说，这就是“我们知道他在说谎，他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但他依然在说谎”。这种公开的谎言是现代极权主义最精细的技术。它不仅在信息表层骗人，更在潜移默化中训练人们停止思考，停止怀疑，停止说“不”。

但是，真相总有办法埋下种子。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政治制度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利益和权力博弈的结果。集权者害怕真相，因为一旦民众能获得真实信息，就会形成推翻掠夺性制度的动力。

许成钢在《制度基因》中也分析过这种极权体制的“自我强化”：它要不断消灭内部的反对声音、批判声音，才能维持脆弱的合法性。而蔡霞在《失败的党》里更是点明了中共的执政逻辑——绝不允许制度内出现真正的制衡机制，不允许任何政治多样性。

这就是为什么“境外敌对势力”这个标签被用来妖魔化一切反对者——因为在这个体制里，最大的威胁不是武器，而是自由流动的思想。

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封锁中，真相也会自己埋下种子。

香港的黄之锋被囚禁，被冠上“勾结境外势力”的罪名，但他在国际媒体前举起的那张写着《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照片成了全球自由主义抵抗极权的标志。

罗帅宇，一个只想做个干净医生的湖南医学生，因为举报器官活摘系统性黑幕被“自杀”，警方拒绝验尸、要求家属签署自杀确认书。这是对真相的极端封锁。但他的父母没有签字，不销毁数据，不闭嘴——他们用自己的痛苦把这个国家犯罪的证据带到了公众面前。

这些人都在说那句话：“我不信。”

“我不信你的解释，我不接受你的话术，我拒绝你的封口费，我拒绝你的爱国谎言。”

吴国光曾说过，极权体制最怕的就是人们“用真实的方式说话”。因为一旦有人这样做，就会激发他人也说出埋在心里的那句“我不信”。

于是，真相的种子就会在人心里扎根。

或许，它不会立刻推倒那座厚重的城墙。或许它会在土里蛰伏很久。但它终究会破土而出。因为专制体制有一个致命弱点：它的合法性依赖于编造的故事。一旦足够多人开始怀疑这个故事，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

在这个时代，说“我不信”就是最大的反抗。

它是我们对哈耶克所警告的奴役之路的拒绝；是对蔡霞所揭示的党国体制的否定；是对许成钢提出的制度基因的解构；是对长平所说的“说谎游戏”的破坏；是对所有被封杀、被删除、被折磨、被囚禁者的悼念。

是对未来的承诺。

谎言筑城墙，真相自埋种子。

说“不”，说“我不信”，就是在种下那颗能破墙而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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