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
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 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

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

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
作者： 宋永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