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眼下仍處在一盤散沙狀態。我們經常看見這些圈子和個人之間互相傾軋、互相抹黑、互相攻擊。尤其在國際社交媒體上，經常有人揪住一些爭議事件故意小題大做，引起網絡駡戰。這種怨氣衝天、戾氣橫流的輿論環境讓許多人都感覺失望。不僅廣義的反對群體埋怨海内外的不同政見者爛泥扶不上墻，連敵對陣營那邊（即中共政權支持者）也經常拿不同政見群體内訌充當笑柄。

這些參與内訌和互相結仇的不同政見群體和個人，永遠在指責其他人，尤其對互相拆臺樂此不疲：在向其他不同政見者潑髒水、抹黑和謾駡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大義凜然；但一旦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就跳脚大駡，乃至撒潑打滾兒。在這樣糟糕的輿論環境中，每個人都想裝大義凜然，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輪到自己被攻擊的時候，而且其他人也跟他自己看別人笑話一樣冷眼旁觀。

捲入到這種毫無意義的網絡駡戰（也有人把污衊、誹謗和互相拆臺當成「批判」，這就十分離奇了），最終效果就是以眼還眼，導致所有人都成了瞎子。

這種惡劣的輿論氛圍，與中共政權日漸緊縮的壓迫一樣令人窒息和絕望。於是就有憤世嫉俗群體跳進來大殺四方，逮誰咬誰。不同政見群體畢竟這麽不爭氣，憤世嫉俗者當然有理由看不起他們。但是隨著憤世嫉俗的音量漸長，更加惡化國際社交媒體上面的輿論環境，一種悲觀情緒在海内外各大中國人社群中普遍蔓延，而悲觀情緒又進一步反噬，又給網絡戾氣喂蠱，進一步助長網絡駡戰，網絡駡戰又更進一步刺激憤世嫉俗……如是往復循環。

這種局面是不是牢不可破了呢？不同政見群體和個體之間互相「狗咬狗」，與社會現狀會不會被打破並沒有必然關聯。清末不僅革命黨人跟保皇黨人之間有「狗咬狗」，各個革命團體之間也一樣「狗咬狗」。其中互相攻訐的最常見形式至今仍然流行，包括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互相推卸責任、互相割席、互相辱骂等等。

1902年，康有為門生歐榘甲在《大同日報》連載長文《廣東獨立脫離滿清羈絆之說》，鼓吹十八省獨立，後以《新廣東》之名集結出版，致康歐二人割席。可見因為意見分歧就互相割席的情況並不是現在才有的。

另外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的情況在清末就更常見。比如歐榘甲1904年在《大同日報》上發文毫無依據痛斥孫文借革命之名詐騙，稱其為「假革命黨」，呼籲洪門致公堂和各大會社與孫文割席，結果歐榘甲遭致公堂領袖黃三德報復，將其從《大同日報》開除。

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失敗，法國殖民當局押解600多名義軍俘虜至新加坡安置，孫文與新加坡華僑籌錢將這些人安置在中興石場，孫文自己這時候財政也入不敷出。結果，陶成章這時候跑來跟孫文要2000銀元充《民報》經費，孫文將私人手表、衣物一並交予陶成章變賣。不久，陶成章更是獅子大開口，伸手向孫文要50000銀元，孫文此時接近破產。陶成章遂以蘇、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向南洋各國華僑籌款，但因經濟危機等問題，華僑捐款微薄。陶成章毫無依據地認定是孫文從中作梗，憤而糾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上發文痛斥孫文三種十二項罪狀，包括懷疑孫文藏有巨款、「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等，要辭退孫文同盟會總理職務。陶成章跑到日本向華興會首領黃興控訴孫文，遭黃興痛斥。心懷怨恨之下，陶成章聯合章炳麟印刷大量傳單，寄送南洋和北美等地控訴孫文貪汙錢財。後來，寄居越南的中國革命黨人發表《河内公函》回顧廣西、雲南起義來龍去脈，以大量確鑿事實證明陶成章誹謗。

陶成章這樣的人，因為猜忌或稍不如意就割席，因為私人恩怨就挾私報復，一挾私報復就不擇手段上綱上線，這樣的情況在現在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也一樣很常見。甚至連用詐騙、斂財做抹黑手段，也一百多年沒有長進。

除了這些之外，孫文、黃興、宋教仁也曾因為意見不合發生内訌或互相推卸責任。其他革命組織互相間内訌更不絕如縷。孫文當然也背負著「遙控革命家」駡名，這種情況與現在海外不同政見群體的待遇完全一樣：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詭辯，誘騙孫文及其革命黨同志回國被捕，則革命不成；誘騙中國的海外不同政見群體回國被捕，其結果也一樣。這種嚴重迫害不同政見群體的大環境，迫使政治流亡者將戰線延伸到海外；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回到本土，除了大批增加政治犯和延長關押年限之外，並不利於在中國推動社會變革。也就是説，這種統治環境就注定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必然要依托海外流亡群體和本土配合，不可能單純依靠本土反抗，因為地下活動組織者開個會也會有被一鍋端掉的風險。

本土反對派與流亡反對派群體通力合作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並不少見。比如流亡瑞典的核物理學家弗蘭迪謝克·亞努赫（František Janouch）就曾協助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向捷克斯洛伐克走私違禁出版物和印刷設備。像這樣的事情很多，東歐國家社會運動群體（包括地下反對派運動）與海外流亡群體互相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以走私違禁出版物為最。蘇聯流亡團體還繞道波蘭團結工會走地下管道偷渡違禁出版物到蘇聯。這些違禁出版物為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反政府宣傳提供了有力保障，因為沒有這些宣傳，就沒辦法把社會動員起來。

現在中國與當時東歐比存在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中國本土社會運動長期絕跡，大量維權活動和集體上訪分散進行，不但沒有彼此合作，還被各個擊破，但最主要的區別還在於地下反對派運動缺失，使得海内外無法合作。東歐反對派運動當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而且受到當局嚴厲打壓和不斷破壞，但由於社會運動一直沒有斷絕，每一次社會動員都直接激活一次反對派運動，而且不斷促成不同形式的社會團結。

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由於輿論審查和社會監控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大反對派組織内訌，即使這些反對派内部也存在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分歧，惡劣的社會環境反而迫使各個組織互相合作、互相掩護。

社會運動長期缺席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其中一個是本土至今沒有形成反對派，另一個就是海外流亡群體由於環境壓力缺失，就毫無顧忌地内鬥，這一點几乎是重現了清末海外革命黨的歷史悲劇。這種内鬥，不但瓦解了海外對本土的影響力和滲透效果，還結結實實地削弱了流亡群體對中共政府發起的挑戰。

令人痛心的是，中國流亡群體至今仍以互相拆臺和「狗咬狗」為日常娛樂，不但與社會行動為敵，還以社會變革為敵，對自己這邊的人極盡攻訐之能事，最終各人皆逞智叟、小人之小聰明。

要終結這種紛亂局面，除了提高社會運動骨幹的承壓耐受力之外，也需要各人儘其所能減少輿論環境惡化。培養海内外互信和合作精神也是當務之急，如果互不信任，則不但社會運動開展不起來，社會怨恨和不信任還要持續加劇。參加過白紙運動的人在這方面深有感觸，社會運動起來的時候鼓舞社會，落潮的時候引發怨恨回彈。這其實沒有什麽好奇怪的。

總之，從中國的現有情況來看，海内外不同政見群體互相怨恨和内訌並不見得就是十分悲觀的事情，這是社會運動本來就要面對的問題，與其他國家只是環境差異和程度深淺之別，並不存在什麽本質差別。流亡群體在沒有承受足夠壓力和風險的情況下出現散漫和内訌並不奇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正常民主國家和開放社會也很難出現民意高度統一的情況。假如把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想象成一個多黨派社區，陣營越多，每個陣營分到的選票就越少，結果也會顯示出每個陣營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

社會變革也一樣。社會變革並不需要每一個人投贊成票。當社會形成變革的氣候之時，極端保守派和偽民主真守舊的頑固派也只能螳臂當車。推翻滿清，建立新國家的時候，遺老遺少們就算跳脚大駡也不會駡死新政權。同樣，當社會變革形成氣候的時候，内訌和分歧也一樣會被時代洪流衝走。歐榘甲和陶成章之流也沒有辦法阻擋時代洪流。

只是要特別警惕：我們究竟是只要中共政權倒臺、要舊社會重新洗牌呢，還是重新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不需要等中共倒臺再去磨磨蹭蹭推進，從現在開始、從我們自己開始、從自覺自律開始、從停止内訌開始……實際上我們已經具備自己改變自己（從自己身上移除極權主義土壤）的條件，這取決於個體的主動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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