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驳中国特殊论

2007年北大哲学系赵敦华教授驳斥了中国社会盛行的文化特殊论。这种论调结合后现代主义和中国新左派反全球化叙事，在“反西方话语霸权”旗帜下，推行三本主义（本位化、本色化、本土化）。赵敦华指责这种特殊论不仅实践上有害，理论上也是无效的。

赵敦华认为这种特殊论兴起历史背景是中国中心论式微。这很好理解，文化优越性不复存在了，就会冒出来一批人强词夺理说：就算中国文化不优越，也是特殊的，是符合中国漫长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甚至是最现实的现实。其结果与赵敦华预想大致一致：特殊论也被用来为另一种形式的（特殊文化的）优越性辩护。

后来赵敦华在《文汇报》发文指责，在中国学术界盛行的特殊主义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关。

事实上，学术界的文化特殊论与中国社会互为倒影，而且文化特殊论已经超出文化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

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当社会面临这些困境的时候，还出现了一种堪称作茧自缚的特殊论。他们不一定是狭隘民族主义支持者，甚至可能自认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但是他们仍然是文化特殊论的根深蒂固的信奉者。

根据这种社会观念，中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社会出路是不可横向比较的。不管拿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案例来分析，这些特殊论者，就以中国专制历史漫长、人口众多、国情特殊、中共政权统治模式异常残酷等借口来搪塞。最终，这种论调就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什么都不做的反智主义倾向，二是只从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中找解决办法。

前一种情况的反智主义特点要否定一切改变现状的努力。后一种情况则把帝王术、权术和阴谋看得过重，他们与其说是要改变现状，不如说是要推动历史循环。结果这两种特殊论都相当于跳出来阻止社会变革。

中共政府的智库机构和幕后智囊团队在做政策研究的时候不仅会借鉴外国经验，还会根据本国的政治现实来调整。比如根据前面那两种特殊论倾向，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中国不一样，但是中共政府的智库和智囊却非常认真对待苏联和东欧剧变历史，不断汲取历史教训，严防在中国发生颜色革命。

假如我们把不同政见群体与中共政权对立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政见群体，不仅在反智程度上要高于中共政权，在智库人才储备方面也要明显逊色于中共政权——即使有相当丰富的反对派智库人才储备，高度反智的社会群体也会抵消其社会影响。这就毫不奇怪，中共政权在不断升级其统治手段和镇压体系，但是中国社会却烂泥扶不上墙：这么多年，不但自己停止自强进取，还要阻止其他人自强进取：这是一种抓人同归于尽的水鬼心态。

如果中国问题只在中国历史中找答案，那找到的答案多半是换种方式重复历史，而不是引入新变量改变历史轨迹，使国家摆脱历史循环。

中国并没有特殊到可以绕开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全部自然规律，世界上并没有单独一种只适用于中国的自然规律。研究其他国家案例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从其他国家的社会变革汲取经验、教训，和识别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

社会变革当然要遵循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即使一部分人想象的历史规律，也不可能跟社会科学自然规律相冲突。只要中国还是人类社会，不是兔子窝，它就有被社会科学阐释的可能性。假如反对一切阐释不仅反智，而且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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