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进行政策研究的时候，通常要借鉴其他国家相似经验，这种情况在政界很常见（比如下图台湾国会调查权改革研讨）。在探索社会出路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在进行政策研判，不分析其他国家经验，凭空生造或者以国情论和中国特殊论的名义拒绝专业意见，这种做法就十分群氓政治。比如我们在研究东欧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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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进行政策研究的时候，通常要借鉴其他国家相似经验，这种情况在政界很常见（比如下图台湾国会调查权改革研讨）。在探索社会出路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在进行政策研判，不分析其他国家经验，凭空生造或者以国情论和中国特殊论的名义拒绝专业意见，这种做法就十分群氓政治。比如我们在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运动经验，发掘其中实现社会自组织、社会动员和社会联盟的政治策略和技术手段，结果有一些人跳出来以毫不相干的理由一口否决，理由就是中国特殊论。总之，中共支持者追捧的国情论和一些反中共人士追捧的中国特殊论（他国没法比），完全是一体两面的镜像关系。
不管是从专业政治研究角度来看，还是从已经脱离体制的原体制内精英角度来看，我们看见的都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它绝不弱小，但也远远没有一些人恐惧的那样无比强大。这就像前情报专家指出来的那样，即使是镇压机器内部，也一样充满了腐败、低效、混乱和草台班子。
我们非常了解，一些人过度夸大恐惧，是为了给逃避行动找借口。事实上，在推动社会联盟的早期阶段，最重要的行动不是上街，也不是暴动，甚至也不是声援政治犯及其家属，而是通过社会动员扩大行动者网络。
策略体系和理论框架，我会在专著中详细阐述，这种专著主要是针对社运圈人士和其他专业人士，不是面向把政治当娱乐化消遣的普通网友。当然社会运动也没有必要说服每一个人才能启动起来。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变革期，大多数人口都是装老练看热闹搭便车的人，但真正有能力影响和改变社会的永远是少数人。属于最有判断力和行动能力的3.5%人口是不需要挨个说服的，需要挨个说服的人反而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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