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时年28岁的哈维尔，这时候已经上了秘密警察系统性监控黑名单——当局专门给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分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制定了一系列打压措施，目的是遏制其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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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时年28岁的哈维尔，这时候已经上了秘密警察系统性监控黑名单——当局专门给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分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制定了一系列打压措施，目的是遏制其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比起中共当局，捷共当局文明多了，没有用嫖娼、吸毒、强奸等污名化手段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当然，捷共一样打包逮捕政治犯，但判刑不如中共重，显然中共是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嗅到自由苗头就滥用重典。
当然，至今有些人还在幻想等习近平下台继续重温胡锦涛时代美梦（尽管当时他们也对胡锦涛政府不满）。群氓政治想象就像间歇性精神疾病发作。每一次中共领导人换届，民间总会有人幻想来一个戈尔巴乔夫接班，连习近平当初也一样被吹捧成戈尔巴乔夫。
这种集体幻想是一种典型的思想惰性：自己不愿意主动去改变现状，成天干坐着等别人来拯救自己。
习近平时代开启的政治高压模式会成为一种新传统（当然其有效性是有问题的），不要幻想峰回路转来一个态度软化突然开明起来。
思想惰性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一边是不断拧紧的绞索，另一边是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忘了去探索可以坚持抵抗的灰色地带，以至于大多数人都误以为什么都做不了。
事实上，思想惰性让人对现实产生了严重的钝感，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比比皆是，从评论区冲塔到评论区翻车，再到电线杆上刷标语、天桥上挂横幅、楼顶上撒传单……已经有人尝试过了，探索过了，发现了许多灰色地带。
每一种具体的微弱抵抗都不是没有价值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普通人如果自己都突破不了恐惧防线，那就始终生活在思想惰性和无穷无尽的奴役中，并且幻想中共当局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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