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

1996年10月8日清晨，正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起身开门，眼前站着的是熟悉的片警居晓菲和另一位我没见过的警察。居晓菲一向喜欢穿便装，今天却换上了警服，从他的装束和严肃的表情中，我多少已经感觉到了此次大概不是例行的谈话或传唤，一定要发 生更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六四后，我一直与警察打交道，和这位片警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算短，他是个有良心的警察，平时对我很客气，脸上总挂着和善的笑容，也擅于营造轻松的气氛，我还从未见过他这么严肃的表情。

我妻子也被惊醒。我安慰她说：是小居，不会有什么事。妻子大概也以为这是又一次我们见惯不怪的例行公事——隔一段时间就要有一次传唤。所以，她只是对警察这么早就来骚扰感到不满。

其实，我当时想让妻子起来，跟我一起出门，如果真发生了什么，她也能看到我被抓走的全过程。但我又实在不愿、不忍心让妻子目睹那近于生离死别的残酷一幕，不忍心听到她那声嘶力竭的叫喊，看她那被泪水浸泡的目光。于是，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穿衣、出门，直到下了楼梯、走出门洞几十米之后，我还回头望了一眼我们小北屋的窗子，它还开着一道小缝。我多希望此刻能看到妻子从窗口伸出来的头。

两个警察把我领到到万寿路派出所，直接去了二层的大会议室。那里居然已经有七、八个警察在等着我了。有穿警服的，也有穿便衣的，其中的三个人端坐在长条桌的中间。这个屋子、这个长条桌我很熟悉，曾经多次在这里和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海淀分局和派出所的警察们见面。大多数情况下的见面，也就是例行公事的”聊天”或”沟通”。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在那三个人的对面。我很渴，因为平时在家里，我晨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白开水。我向他们要了一杯水，喝完后，点了一支烟。偶尔一抬头，才发现在屋子的东南角，有人扛着摄像机，镜头正对着我。我刚想问：这是干什么？正对着我的那个人开始向我提问。提问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明知故问的一些例行问题，诸如姓名、年龄、籍贯、民族以及其他情况，我都懒得回答了。接着，他们出示了两份境外报纸的复印件让我看，内容是我的一遍文章和一封呼吁书，以便当面确认是我写的或我执笔起草的或签名的。这一切问过之后，他们就开始向我宣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书》，以”造谣、诽谤”和”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判处我三年劳动教养。

也许是已经有过两次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经验，并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听到”劳教三年”的判决，我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连不安的感觉都没有。当他们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时，我好象没过脑子就拒绝了，不是愤怒的拒绝而是平静的拒绝，并当即提出不服此判决的上诉。他们又多次恐吓我：你再认真想想，拒绝签字的后果。这样的威胁我也听到过多次，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判决。劝说无效之后，他们让我在法律文件上写下”本人拒绝签字”几个字，我还是平静如初地写下这几个字。

所谓的法律手续办完了。我又点了一支烟，他们带我出了派出所。我提出要见妻子一面，他们说回头会通知我的妻子。

三辆警车停在派出所门口。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甚至是礼貌地让我上了中间的那辆，居晓菲和另一个警察坐在我两边，把我夹在中间，前坐是一个中年警察和司机。一上大街，警车就一路鸣镝，由长安街向东行驶，在公主坟立交桥右转上了西三环，再拐向南二环。大约半个小时后，警车拐进了一个窄胡同，出了胡同就到了半步桥44号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在看守所大门口等待警察办拘押手续时，居晓菲偷偷塞给我一包万宝路烟。我坐在车上抽烟，一个穿便衣的警察递过来几根油条，权作早饭，我居然也吃了两根。事后，我惊奇于在那种情况下，我的情绪是那么稳定，我的食欲竟如此之好。

后来，我没带进了看守所。在某个房间里，看守所的一位女警察负责登记和询问。询问完毕，我要求纸和笔，写法律委托书和上诉书，那位女警官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居晓菲以及另一个同车来的年轻警察。居晓菲问我有什么事需要他转告刘霞，我就把衣兜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有钱包、钥匙等，包括他给我的那盒烟，一起交给他，让他带给刘霞。我还想让居晓菲给妻子带几句话，但一时语塞。这时，看守所的警察回来了。

直到出狱后，妻子才很愧疚地告诉我：居晓菲受到了处分。因为，我被关押在何处，办案的警察不能向外透露，但居晓菲从看守所回去后，真的偷偷地找到我妻子，送上我托他带给刘霞的东西，并告诉她我被判处劳教三年，羁押在半步桥看守所。刘霞没经验，以为居晓菲是代表官方通知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居晓菲的名字。

我从走出家门到走进派出所再到被押上警车，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十几分钟。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剥夺国民人身自由这么严重的惩罚，居然可以不经过逮捕、提审、起诉和审判，在十几分钟内搞定，极大地节省了践踏人权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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