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9年運動中提出的「#無大台」、「#BeWater」概念，共同塑造了一種面容模糊的抗爭者形象。無論是2019年的香港，還是韓國的彈劾運動，前線的主力多為90後乃至00後。他們走上街頭，往往是出於一種模糊的情感政治。台灣、韓國和香港的年輕人在這一點上非常相似：他們的日常生活相對去政治化，但在面對重大社會事件時，樸素的正義感會驅使他們本能地走上街頭。

我有朋友形容，2019年的香港是「情感的通貨膨脹」。每個人都被洶湧的情緒衝擊而行動。但真正的政治參與和社會變革，應當發生在日常之中。

香港當時街頭有多美麗，回到現實就有多七零八落。國安法實施後，那些曾經的口號成了敏感詞、成了紅線。一旦說出口或寫出來，就可能面臨坐牢的風險，整個社會陷入失語的狀態。

香港運動是「斷崖式」結束的。2020年元旦前仍有大規模遊行，但新冠疫情爆發後，香港政府立刻禁止四人以上的集會。最初人們以為只是暫時中斷，像SARS那樣很快恢復，但沒想到疫情持續兩三年。等到疫情結束時，香港的街頭動員已經基本消失。

這種斷裂帶來了巨大的情緒落差與無力感。2020年五一、七一，仍有人嘗試上街，但人數減少導致安全感下降，安全感下降又讓更多人不敢出來，形成惡性循環。與此同時，網絡聲音零散，沒有能夠鼓舞士氣、協調行動的組織或領袖。尤其是「#47人案」之後，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影響力的力量能夠引導方向。

當時的氛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需要有統一的行動路線或口徑，也不需要整體行動方案。然而，當運動進入迷茫階段，參與者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穩定人心、凝聚共識的聲音。”

——香港記者Jane在最新一期季風播客中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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