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 ，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
　　
杨玉龙说，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中国新闻周刊》  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

图：产于1958年的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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