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事件”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 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