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培养的党国御用文人】阎学通、张维为等党国顶尖御用文人，都曾在西方顶尖学府接受教育，但他们却比本土学者更为激烈地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为专制极权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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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培养的党国御用文人】阎学通、张维为等党国顶尖御用文人，都曾在西方顶尖学府接受教育，但他们却比本土学者更为激烈地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为专制极权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因为我80年代认识的张维为和现在判若两人，令人困惑，导致我反复思考这种现象。我以为这绝非纯粹的学术转向，恐怕更多是对权力的趋附和利益的追逐。
这些人过去大都在西方默默无闻、社会科学学者尤为如此。西方人才济济，竞争激烈，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学术文章及研究出人头地，令其感到不得志，不风光，而回党国“发展”则可以名利双收。这是主要驱动力。
要回国发展首先就要依附中共权贵，一切要与党老大保持一致。所以激烈批判西方、狂热鼓吹“中国模式”，能够带来巨大的政治红利和社会曝光度。相反，坚持倡导普世价值的学者则面临资源被切断、甚至身陷囹圄的风险。因此，这种立场转变是学者们在特定政治环境中，为实现个人利益和权势增长的最优策略。
拥有西方教育背景，在意识形态竞争时期反而容易背负“不纯”和”被污染”的嫌疑。因此，他们必须采取比本土学者更极端、更具战斗性的姿态来批判西方，以证明自身的政治可靠性和忠诚度。这种走极端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自证，目的是消除自身背景带来的不信任。
而他们对权力的趋附，被党国宣传机器成功地包装成“对民族的自信”、“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西方霸权的批判”。这种宏大的叙事赋予了他们的极端言论以虚假的道德合法性和集体认同，从而使得个人的趋利自肥行为难以被直接质疑。这些学者在西方接受教育，回国后却成为中国暴政模式的坚定捍卫者，凸显了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竞争中精英与权力相互勾结的典型现象：精英投靠权力，权力收编精英，狼狈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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